第二天，她在学校的公告栏上发了一则通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
  整个女师大愤怒了。
  她们紧急召开全校公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许广平作为学生代表给校长办公室贴上了封条，并把杨荫榆的行李扔到了大街上。
  社会各界对此事反响剧烈。思想传统之辈早前被骂得缩头缩尾，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了由头，一个个站出来指手画脚，说学生居然胆敢把校长赶出学校，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舆论开始一边倒。
  语丝派同仁大多在女师大兼课，对事情的发展始末了解清楚，他们决定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
  又是鲁迅第一个挺身而出。
  他先是在报纸上告诉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5月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明了对女师大事件的支持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并呼吁各界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
  有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作后盾，学生们奔走相告，信心大增。
  岂料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粉刷茅厕》的千字短文。陈西滢以一贯地说“闲话”轻松口气，绵里藏针地讽刺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还说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把学校弄得像“臭茅厕”一样，“人人都有扫除义务”，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
  在宣言上签名的7名教员基本都来自浙江，又全是北大国文系的教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西滢的“某籍某系”指向明确。
  现代评论派都打上门来了，语丝派岂有不应战之理？
  鲁迅当晚就写了《并非闲话》，打了个漂亮的反击战。他说：这种蛆虫充满的“臭茅厕”，是难以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林语堂已经被誉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来了场硬仗，他当然是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第一个冲上前线。在语丝的茶会上，林语堂总是态度激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论战的号角刚刚吹响，女师大事件又有了新的变故。
  杨荫榆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居然想出了武力解决的坏点子。
  巡捕房带着大批的打手，冲进女师大，把坚守学校的学生骨干7人打成重伤，强占了女师大校舍。
  鲁迅等人紧急成立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宗帽胡同租了几间房，作为新校舍。
  各位兼课教授的任务成倍地加重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落水狗及其他（3）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
  林语堂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看，那个个头高的最凶！”“那个带头盔的又打人了！”林语堂拿起石头，扔得那叫一个准！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教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
  流氓被砸得厉害，也注意到这个“祸害分子”，故意近身来，给了林语堂一棒子。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他那勇敢无畏的祖母一条扁担赶走十几个土匪，他自信自己也有那个气概。
  着急的是廖翠凤。自从她嫁了这个丈夫，从来就没有安心过。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她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大骂：“你还要不要命了？”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
  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因为“首都革命”来势汹汹，身居要职的官僚政客们吓破了胆，逃去了天津租界。女师大的学生也乘着这股大流，胜利返回了校园。
  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全面胜利落下了帷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次是语丝内部的意见分歧。
  杨荫榆、章士钊等人落荒而逃后，林语堂以为彻底的胜利了，他同意了周作人的意见，主张对“落水狗”实行“费厄泼赖”精神。
  鲁迅是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点名批评了林语堂，说“落水狗”也还是会咬人的，要痛打“落水狗”。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已经两年有余，兄弟俩闹到了连话都不讲的地步。他不好再点周作人的名，只好借林语堂的名，在语丝内部作思想上的提醒。这次争论不过朋友间的思想讨论，后人定义为论敌之间的分歧，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就在鲁迅点林语堂名的同时，他还主动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林语堂接到“精神导师”的信，惊喜交加，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交了稿。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林语堂和鲁迅“相得”的开始。
  鲁迅的估计没有错。
  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就公开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账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落水狗”们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本想“费厄泼赖”的林语堂被这些“闲话”气得胸口发闷。在鲁迅、周作人相继反击之后，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狼狈地在水中挣扎。
  此画一出，语丝众人莫不拍手叫绝。
  陈源最难受。女师大风潮以来，现代评论派也算是全军出动，可闹得最凶的就是陈源。枪打出头鸟，打狗图虽然没有明说打的是谁，但人人都看得出来，那狗和陈源还颇有几分神似。
  陈源当时正在追求女作家凌叔华。凌叔华出自书香世家，父亲凌福彭是与齐白石齐名的著名书画家。女婿还没进门，却早晚被骂成叭儿狗，凌福彭觉得老脸挂不住，怪起女儿来。凌叔华侍父至孝，便把气撒在了陈源身上。
  大好的姻缘出现危机，陈源乱了阵脚，忙托人作和事佬，想和语丝停战。
  可这位绅士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没几天，又故态重萌，“闲话”连篇。
  一出手，就是重型炮弹。陈源把写给徐志摩的几千字长信公开发表，火力瞄准了语丝的急先锋，也就是林语堂。看来，他对那幅打狗图耿耿于怀。他说：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吗？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这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林语堂起先赞同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后来跟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本是很简单的思想转变而已，没想到成了陈源诟病的理由。
  林语堂在《语丝》短短三年，经过风，历过雨，他学会了骂人，也经得起人骂。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鲁迅的“打狗”运动。
  1926年3月10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林语堂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精神上一脉相通。
  落水狗及其他（4）
  一个星期后，一桩更令人发指的惨案发生了。
  3月12日，4艘日本军舰无故侵入大沽口，被国民军击退。4天后，日本联合英、美、法等共8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蛮横地提出：撤除国民军在天津、大沽的防务，并且对日本赔款，段祺瑞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做出回复。
  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国民的无比愤怒，北京群众商定18日上午集体到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
  女师大在爱国运动中向来是身先士卒，这种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自然少不了她们的影子。刘和珍代表全校学生向林语堂请假——学潮胜利后，林语堂在众人的推举下，出任了女师大的教务长。
  林语堂爽快地准了学生们的假，他还温和地建议刘和珍：“以后凡有请假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方便校方及时通知教员。”
  刘和珍热情大方，工作认真刻苦，是林语堂“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他认为，女师大学潮能胜利，就是因为女师大有很多像刘和珍这样信念坚定的女性。
  林语堂万万没想到，这次电话，竟然是他最后一次听见刘和珍的声音。
  3月18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请愿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齐后，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等待他们的是全副装备的军警。段祺瑞为了向帝国主义示好，居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这绝对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请愿者还来不及递交请愿书，警笛就响了，数十枝枪一齐开火。血肉之躯怎敌钢铁炮弹，铁狮子胡同霎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不断有人倒下，人们在呼喊，在痛哭，军警的枪声却越来越密集。
  刘和珍站在女师大队伍的最前面，沉着冷静地指挥女生们撤往安全地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一颗流弹飞过来，她飞身扑倒旁边的女生。子弹斜传肩膀，她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
  “刘和珍中枪了！”女师大的队伍乱了，有几个女生被挤到危险处。杨德群冲出来把她们往外推。“啪！”鲜血四溅，“沉着而友爱”的杨德群也倒下了。
  林语堂作为校方代表前来认领尸体。他先是看见刘和珍倒在血泊中，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还看得见怒火在燃烧。接着，他又看见杨德群伏在桌子上，因为桌子太短，下半身就悬空着……林语堂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今天就惨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林语堂此时的愤慨，是怎样冷酷无情的暴徒，才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整整两天，林语堂都昏头昏脑的，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发生了。第三天，他按捺住内心的激荡，一字一泪地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这篇文章被排在了《语丝》第72期的卷首。
  语丝人的悲痛未了，不知死活的陈源又出来说“闲话”了。
  他先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通杀人凶手的暴行，接着笔锋一转，追究起死者的责任来。按他说法，谁也没有强迫死者去参加集会，是死者自己去的，死者的兄弟师长更有责任，没有好好地阻挠。更过分的是，他居然造谣说，杨德群是被女师大校方骗去的，结果横遭惨死。他还记得“打狗图”的仇呢！
  陈源自以为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公正了，公平了，可这“公正”、“公平”在鲜血染过的北京是那么的刺耳和不协调。
  杨德群的生前好友站出来戳穿了陈源的谣言，她们大骂：“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
  学生的血，让林语堂痛心了；闲话家的谣言更让他怒不可遏。他彻底清醒了：中国是没有“费厄泼赖”可言的！他要任意而“骂”了。
  3月30日，他作了《闲话与谣言》，大骂特骂：
  “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