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牍恕纷髡呤且玻唬?）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按，指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适研究前记》中说：“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3）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
  ，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薄”，“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
  第十四部分：传　余丧葬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103人。
  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辞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这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思想和经历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中央。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如：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
  3月2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75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博士告别，总计达38000余人。下午2时大殓。3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据目击的记者估计，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①
  10月15日，安葬胡适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他虽然未能回到美丽而且富饶起来的黄山故乡，却总算长眠在自己祖国的泥土里。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碑上刻着：
  这是胡适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国五十一年）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迁，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10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议，以胡适生前住所作为“胡适纪念馆”
  ，并成立管理委员会。1964年8月，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美金25000元，1970年5月，史带基金会又捐美金25000元，为胡适纪念馆基金。
  胡适生前留有英文遗嘱，其主要内容有：一、请求火葬（按，后改棺葬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意见）；二、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此外还有遗产处理等项。但清点胡适在南港的财物时，除了书籍、文件之外，余款仅135美元。
  ①关于胡适丧仪的情况，主要根据台北《青年战士报》记者周啸虹的报导《万人悲悼胡先生》（1962年3月3日），及香港《工商日报》记者黄铭黄仰山的报导《一代哲人，盖棺论定》（1962年3月6日）。
  第十四部分：传　余遗著
  胡适一生著作等身，除生前版行的外，尚有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章未经编辑印行；另有大批手稿、资料等，亦待整理。
  生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尝试集》（1920）
  《胡适文存》（1921）
  《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
  《胡适文存二集》（1924）
  《戴东原的哲学》（1927）
  《白话文学史》（1928）
  《人权论集》（1930）
  《胡适文存三集》（1930）
  《淮南王书》（1931）
  《四十自述》（1933）
  《胡适论学近著》（1935）
  《藏晖室札记》（1939）
  《胡适的时论一集》（1948）
  《胡适言论集》（1953）
  《丁文江的传记》（1956）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1961）
  胡适逝世后，经胡适纪念馆及其他单位、学人整理编印的，主要有：
  《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1964）
  《胡适手稿》（1966—1970）
  《尝试后集》（1971）
  《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1971）
  《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
  《胡适口述自传》（1981）
  《先秦名学史》（1983）
  《胡适的日记》（1985）
  《胡适作品集》（1986）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1987）
  《胡适诗存》（1989）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90）
  另有书信数千封，英文著作若干种。《胡适全集》正由有关方面整理，准备出版①。海内外学者为胡适所撰传记若干种，年谱若干种。
  ①《胡适全集》已于2003年9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共44卷。
  第十四部分：传　余跋
  《胡适传》终于完稿，即将付印。欣喜之余，还想在这里补叙一点写作的经过和甘苦。
  我也许孤陋寡闻，总觉得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像胡适先生这样一位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至今没有一部较详尽而完整的传记，实为憾事。曾见过台湾学者毛子水先生撰写的几篇胡适传，包举一生，文字简约，却也难免粗略。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规划十大册，写的颇为详尽生动，可惜只见到第一册，其中偶有戏谑笔墨，难免轻浮之诮。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年谱（简编和长编），收集整理了相当详尽的资料，为我们作传记的人提供了许多方便。至于胡适本人的《四十自述》、《我的信仰》和口述自传，也都是没有完成的自传。于是，我便决心来写一本完整叙述胡适生平思想事业并且比较详尽的传记。经过几年的资料准备，访问胡适的故里亲朋，为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开设胡适研究课程，并编写了年谱、书目及几本专题资料之后，于去年炎夏动笔，今年炎夏杀青，预计在胡适诞辰95周年的时候，大约可以奉献给读者这一本《胡适传》。
  我国从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一些优秀的传记，往往也是上等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史传文学的一个好传统。这本《胡适传》，也把文学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力求写得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可读一点。成绩如何，当由读者来评判。
  作为史传，我所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真实性。一切以事实为准的，力求据事直书，作一信史。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作、日记、书信、自传，及当时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至于亲朋、故旧、门生的传闻、回忆和纪念文字，则准情酌理，旁稽参校，务必令人确信可靠者，方才选用；一切溢美、谀颂、应酬及诬谤、诋毁等不实之词，自当摒弃勿用。然而，做到一个信字，并非容易。即以胡适晚年亡命美国，客死台湾的一段来说，海峡两岸隔绝30余年，近来书刊资料虽间接有所流通，毕竟难于齐集，因而事多疑阙，便只好从简以求信。至于笔者识见受的限制，必须努力去克服，就更不待说了。
  史传之有褒贬评赞，自古而然，也是今日史学工作者的职责。评论的关键，在于“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八个字。须以传主行实为脉络肌肤，做到理由事生，浑然一体，不谀不诬，公允精当。笔者有志于此，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作客观公允的评价。但实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这本《胡适传》与公允精当的要求肯定还有不小距离。这不仅与笔者的识见和能力相关，也说明克服忌讳和偏见的不容易。像台湾的某些胡适传记及论胡文字，满纸褒扬，而无一字之贬，难称公论；尤其是政治的偏见，更显出长期僻处孤岛的某种小家器识。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学人自应具有更恢宏的气度。
  传记正文共72节，与胡适先生享年之数偶合。每节正文后的注脚，有的文字颇多。除注明史料来源之外，大多是为了避免正文过于沉闷，而将可资参证的各种史料、异闻、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及疑阙备考诸项，移在注文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一般读者如嫌烦复，也可略而不读。
  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居然写成了这本《胡适传》。趁付印的机会，谨向支持我、指导我、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而在艰难的条件下担当这件为胡适作传的艰难工作，自己实在感到识见和能力均不相称，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