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谈了近两个小时。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他重复几十年前的老话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②
  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后来到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里新到了一批钴六十，可是太贵，诊治不起！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③
  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医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诚心给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以帮助，在他的心灵上是一种极好的安慰。
  那一天，胡适本想留袁瓞好好玩一玩。却恰巧有外宾来访，袁瓞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胡适呢，也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老胡适也够天真，以为那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①此信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8册，第3006～3007页。
  ②此处引文转引自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6页。
  ③参看何索撰《胡适这个人》，见《寂寞的狮子》，台北香草山书屋1977年版，第31～35页。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1）
  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①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changesnecessaryforthegrowthof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仍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调子，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他批评说：
  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c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②
  胡适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spirit，当时有人译为没有“灵性”，此话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徐复观教授首先出马，指责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③于是，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及对胡适的暴风雨式的围攻。胡适也因此而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
  论战先后在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展开，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及《文星》杂志等，都发表过文章；有人竟至于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提出质询。
  作为论战的两个营垒，一方的主要人物，是自称独占“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的青年学人李敖。他先在《文星》上发表《播种者胡适》一篇长文，④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说：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
  他对于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文末对胡适也有所批评，主要是指责胡氏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太不认真，竟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因为有这点“批评和讥讽胡适的话”，故李敖在分“捧胡”和“骂胡”的六派⑤时，便将自己超乎捧骂之外。其实他基本上还是属于他所分的“捧胡”一方，但“捧”得胡适本人也很不开心罢了。⑥
  论战的另一方，人物颇多。除了首先出阵的徐复观以外，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⑦文章标榜“超越”，似也批评传统派，实则重点在批评西化派，批评胡适。接着有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参战，针对李敖的文章，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⑧他们一方面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因而骂之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推崇陈独秀，认定陈独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自然也抓住了历史事实的一些片面，而与他们各自的历史因素大约也是不无关系的罢。
  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暴风雨，在胡适进了医院以后愈演愈烈，双方都写了不少文章，气氛相当紧张。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他甚至病也懒得养了。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过71岁（实足70岁）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号，以病老残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
  据杨树人回忆，有一天下午，胡适叫他去福州街26号，商谈一件公事。事毕之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
  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已是很不开心。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的说，不住的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文章说：“真是下流！”⑨旧历春节以后，他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
  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2）
  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⑩风烛残年，心脏病尚未痊愈的胡适，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雨，这样的激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吴女士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吴大猷则是他的学生饶毓泰任教南开大学时的弟子，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尽管主张“全盘西化”，而他自己却实在不脱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还喜欢拉点师承出身的关系哩。海外几位知名的学人，回台湾参加院士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适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适又怎么能不高兴呢？
  上午，胡适主持院士会，进行完了全部议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们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欢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适不参加。但他兴致甚高，喜欢热闹，愿意亲自招待客人。他很早就到场了，忙着和院士来宾谈天，与记者们打趣，大家还趁机与他合影一张。有人便因此同他开玩笑，说院长成了“明星”啦。胡适便也很开心地大笑起来。在酒会上，他又轻松愉快地致辞，说：
  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自己虽然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我虽不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几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时，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该叫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讲话时，人们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样快活，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边，以致都忘记了他是刚出院不久的患着心脏病的老人！
  接着，胡适请院士们讲话。有人涉及到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持悲观论的人顺便提到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招致围剿的事，使欢快的酒会顿时笼罩了无形的阴霾。胡适是赞成乐观的；然而对于“围剿”，他难免又生气，却尽量抑制着情感，说：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很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还勉强支持到酒会结束。
  他正移步往会场外边走，又与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变了，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无效。在这欢乐的酒会结束时，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①胡适1961年9月3日致李书华信，叙他这年病况颇详，中说：
  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
  由此可见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已成问题了。见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②胡适的这次演说，有自写的英文稿，未见。当时台湾各报的译文，未经胡氏校阅，难免挂漏和歧异。后经徐高阮译为中文，经胡适校过，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③见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后收入他的《胡适研究》一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诗歌派，劳干是也；（3）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骂派，徐复观是也；（5）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