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就真正万劫不复了。
  这就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归罪于胡适了。书末还附载“寿联”几副，说是“转载社会公论”，实在都是肆口谩骂的无聊文字，笔者不屑于引录，以免污了读者的视听。《胡适与国运》的文章，显然没有什么学理可言，胡适本来也不必理会。但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却十分诡秘，成了台湾现实政治风雨中一本神秘的怪书，又难免引起胡适的烦忧。这书的出现，恰恰是在胡适返回台湾的前夕，显然是要给他一个警告；而书刚一出现，台湾的行政院秘书处，便立刻函请治安机关予以查禁，台湾各报也一致谴责，算是给胡适一点面子。但后来事情愈演愈迷糊，台北市政府甚至也避免对这书的作者执行罚款的措施，而把案子送到法院去，便没有下文了。到“五四”这一天，台北各处的书报摊上忽然又出现了《胡适与国运》这本“禁书”！第二天，《联合报》第一版又登出大幅广告，由“学生书局”出名，声明“印行本书，俾免以误传误，影响胡适博士的声誉”。居然大量公开发售，每册定价五元。⑤这还不是对胡适的一个打击吗？
  1959至1960年间，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的舆论。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是蒋经国的羽翼。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⑥胡适也确乎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⑦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⑧但是，由于蒋介石还不想退位，1959年年底，便有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案，为蒋连任三任造舆论。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可见胡适是明显地不赞成蒋介石连任。⑨到了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导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⑩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在报上公布了，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未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邱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过不几天，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但还是去“国民大会”参加选举。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总统”。这一次，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当选证书”。
  在总统连任事件前后，又有组织新党的事件；接着又有雷震被捕判刑14年的事件。这一连串事端所引起的风暴，以及间接由此而发生的许多小漩涡，把一个想在台湾过安静生活，想以余年偿清笔债的老胡适，几乎是弄得坐卧不安，透不过气来了。
  笔债无法偿，“民主自由”也难谈，胡适便只好“容忍”，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而且说，他的提倡容忍，“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实际上，他的重点是希望“拿笔杆写文章的朋友”，要存一种“容忍的态度”。据他说，拿笔杆的人，虽然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围剿”，但也还是“有权有势的人”，因而“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利”。谈“言论自由”谈到了这样的程度，胡适的心境该是何等凄凉，何等悲哀啊！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热闹背后的孤寂（3）
  因此，有人这样评论说：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
  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评论是相当客观的。在热闹的背后，胡适的心灵孤寂而忧愤，达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
  ①此信写于1958年1月11日；一说写于1957年。原信未见，转引自韦政通《胡适小传》（《现代中国思想家［七］》，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同样的意思，在给李济的信中也说过，他想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座小房子，以便利用史语所的藏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参看李济《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及《胡先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与影响》二文，分别见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第28卷第5期）
  ②参看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第9册，第3402～3420页。
  ③杨树人先生当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秘书和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执行秘书；他所写《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
  ④《胡适与国运》，台北“学生书局”1958年印行。收文章四篇：（一）《胡适的领袖欲》，作者诸心，系化名；（二）《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作者朱光汉；（三）《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作者李博爱，大约也是化名；（四）《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作者王爱维。作者是否一人，真实姓名，均不得其详。一说，经政府调查，该书出自几个人之手，其中一人为徐子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在北大时是胡适的同事。
  ⑤参看杜蘅之《人性与自由——再论胡适与台湾》，载香港《自由人》1958年5月14日。
  ⑥参看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6页，1960年3月15日”所记。
  商山四皓，原是指秦末隐居于商山的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等四位八十余岁的长者。传说西汉初，刘邦曾去聘请他们，但他们都不肯出山。而吕后用张良的计谋，令太子卑词安车，把四位长者请来。刘邦见了，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便打消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企图。台湾政界借指陈诚、胡适等四人为蒋经国的羽翼，自然是把经国当作“太子”。
  ⑦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8册，1959年11月15日、23日。（三版注）
  ⑧参看上书第18册，1958年12月25日、1960年2月21日所附剪报。（三版注）
  ⑨同注⑥第37页。
  ⑩参看台湾《自立晚报》1960年2月7日“星期专栏”载《国民大会幕前幕后》一文所记胡适的谈话。
  参看同注⑥第53页3月14日所记。
  参看同注⑥第52页3月5日所记。
  同注⑥第53页3月12日所记。
  参看《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后收入《胡适选集》“演说”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胡虚一译《民主政治底两种观念》一文的译后记，载台北《民主潮》第12卷第6期，1962年3月16日出版。译文题下有副标题：“敬悼胡适之先生”。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学者与小贩
  在胡适晚年的孤寂境遇里，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一点意外的安慰和快乐。
  这个小贩名叫袁瓞，江苏清江人，原在上海一所私立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卖过豆腐，做过小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但理论上说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这是1959年10月间的事。
  胡适接到这封信，一看寄信人姓名地址，素不相识；读完了信，才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精神可佩；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更觉十分高兴，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①
  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见面的时候，胡适拉着袁瓞的手，高兴地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要看你40岁以上啊！”
  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的，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谈了近两个小时。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他重复几十年前的老话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