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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3）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而胡氏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倒也想试一试，但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决定接受；到4月1日又“还是决定不干”。4月4日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他怎么会让别的人凌驾于自己头上来当总统呢。而胡适却实在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次大会原来不过是为国民党政权尽送丧的礼仪了，胡适却还要为这次丧礼式的大会吹嘘，说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自由意志”表现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真是凄凄惶惶，好不惨伤。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4）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①参看叶由的《我对胡适的印象》，载《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页。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140页。
  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1页。
  ④见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
  ⑤《宪法与宪政》，见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
  ⑥参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页。
  ⑦蒋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3页；并参看同书第179～180、196～197页。
  ⑧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⑨见《独立时论集》第1集，北平独立时论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页。
  ⑩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册，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见1947年5月20日《经世日报》，转引自《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同年5月18日后所附剪报；引文中“发现”二字系胡适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参看北京大学学生高炳生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0～303页。
  参看《申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有关沈崇被污辱案的报导和胡适对记者的谈话。
  参看《独立时论》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独立时论社同人”，疑为胡适所作。据该书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绍》陆续参加独立时论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7～418页。
  可参看胡适6月3日致北京市长何思源信（稿），6月1日《华北日报》所载《胡适赞扬“疏导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适信，分别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3～206、300～303页。
  朱家骅1947年6月19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0页。
  胡适1947年6月2日复邓世华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3页。
  《青年的苦闷》一文发表于1947年6月21日，后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独立时论》第1集。
  转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国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5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图文版注）
  胡适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报》所载胡华的《批评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一文。
  胡适于1948年12月17日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在会上致辞，一再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见1948年12月18日《申报》所刊《胡适自认逃兵》一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1）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逃离祖国。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便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令人振奋。现在的纽约，只是冒险家的乐园，百万亿万富翁的天地。胡适逃亡出来，既不挟巨资，只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又无冒险的本事，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难缚鸡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