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1）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确也赞扬说：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还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但是，胡适的赞扬仅是一点表面文章。他向学生运动“进言”，主旨不在于赞扬，而是反对学生罢课。他一再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会导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胡适大约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他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适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教学生要认清这，认清那，真意却只有一点，即是要青年们不顾当前的国难，埋头读书，“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说是“空虚无补”，“绝对无力”的。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爱国学生贴在一院的通告。②
  胡适的这种既表面赞扬，却又否定指责的态度，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显然是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步步变得保守起来了。五四时期，他对学生运动是鼓励的，认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1921年纪念“五四”，他还借明末大学者黄宗羲之口，肯定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运动时，他一方面仍然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是可爱可敬的，又指责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或者“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自己的私图”，但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指责学生运动“不能持久”，是“跟着人家乱跑乱喊”，特别反对学生罢课，放弃学业。他一再劝学生学习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
  ，不受“外界的扰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④到了30年代，胡适又要广大青年学生学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⑤从这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发，反对学生罢课，荒废学业，而主张学生应专心学习，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一贯的认识和态度，本是出于一位学者、教育家对青年学业的诚恳关心，也是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作“百年树人”
  之计。但胡适完全不审时度势，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之秋，仍固守着教育、学术一端，阻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便使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偏向国民党政府，站到了青年学生群众爱国斗争的对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又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棍棒打伤的学生达二百多人。反动军警的野蛮行径，激起青年学生的更大愤慨，全市继续罢课，斗争更深入了，也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胡适这时又写了《再论学生运动》和《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⑥他虽然也指责“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谴责军警用武器打伤刺伤徒手的学生，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对学生罢课。胡适假冒“全国舆论”，说“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劝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并说：
  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2）
  胡适的这种论调，似乎倒是学生无理取闹，自生枝节，自造惨案，自坏国家之干城，简直与党国当局同一口吻——以为爱国有罪了！
  这样的谬论，理所当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学生的斥责。为此，周作人曾写信劝慰胡适，说“平常以为青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估计是不对的，劝胡适“少管闲事”，“汔可小休”，专门讲学论学。胡适的复信绝不认输，他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这十年中，“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却又辩说自己是“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欢迎。⑦
  然而，全国的新青年岂是时髦、假话、低级趣味所能哄骗的吗？关键还在于谁手里有真理。胡适的葫芦里有些什么呢？青年们已经多次领教了。
  ①该文曾转载于《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②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③参看《黄梨州论学生运动》，原载1921年《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页。
  ④参看《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页。
  ⑤参看《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原载《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页。
  ⑥《再论学生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92～293页。
  ⑦参看1936年1月9日胡适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300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1）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奠基者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然而，当时武汉大学有苏雪林其人者，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①苏氏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其中，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左翼文化，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和胡适抱不平。而对于鲁迅的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啦；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种种，无非是造谣、毁谤、谩骂，实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②
  这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自然很不愉快；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③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便也引起共鸣，很表同情。但胡适却又是个很讲个人修养的人。他觉得不应该攻击对方的私人行为，因此在信里批评了苏女士谩骂鲁迅的态度。他写道：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④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论及鲁迅，胡适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鲁迅的创作小说和小说史，也想起了陈源诬鲁迅的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一桩公案。⑤他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陈源）
  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⑥
  一般说来，私人通信比较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这封信，对苏雪林的批评，对鲁迅的评价，虽不脱官方学者的见识，却是诚恳的。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者，他的个人修养确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对胡适先生自称“受业”的苏雪林，即使在这一方面，也不如乃师远甚。虽然也承认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但她还是固执己见，将这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还悻悻地辩解说：“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既为“恶腔调”，何切当之有呢？后来，苏氏逃亡台湾岛，治古文学，俨然学者风度；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