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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仅把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吹嘘成了“一种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孙中山，同蔡锷推倒袁世凯相提并论，把缔造中华民国的中山先生，同窃国大盗袁世凯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便载文指斥胡适，说他是“丧心病狂”。可是胡适却还瞪着眼睛否认，说他“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哩！
  胡适的朋友，共产党人李大钊，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满，曾写信规劝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⑤但胡适对此也置若罔闻。后来，《努力》周报上还刊登了涤襟的《述孙陈之争》，林生的《再述孙陈之争》，及胡适的几则短评。调子也稍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
  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
  ，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
  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
  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2）
  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适的《努力》支持，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陈，滇桂联军向粤境发动进攻，叛军便迅速土崩瓦解；陈炯明逃出广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对这样的大事，胡适的《努力》周报却又只字不提，讳莫如深了。
  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窃踞了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发表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许世英也于1月4日致电胡适，邀请他参加。胡适其实也知道，所谓“善后会议”明明是军阀官僚政客们的一个分赃会，遭到全国工农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先生扶病抵达北京后，病势加重，仍坚持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汤尔和致信说：
  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乃欲于此中发抒政见，所谓万说不到者是也。浮说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⑨
  胡适自己对“善后会议”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但是他“踌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又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也看不惯一般人的轻薄论调，故还是决定参加，复许世英一函，云：
  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⑩
  胡适要试一试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马上引起学术文化界众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董秋芳投书《京报》，指出：
  ……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按，指胡适）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可是，胡适不听别人劝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开场的“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政府捧场。会上真是乌烟瘴气，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六百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氏甚至因此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胡适迫于清议，不得不宣布退出“善后会议”。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也终于怀着对“善后会议”的极大愤慨，在北京逝世了。
  ①　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441～448页。
  ②　见《努力》周报第8期“这一周”短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删。
  ③　分别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
  ④　《努力》周报第12期“这一周”短评，1922年7月2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88～189页。台北远东版删。
  ⑤　李大钊的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42页。
  ⑥　以上引文均见《努力》周报第16期和18期的“这一周”短评，《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208～210、217页。台北远东版删。
  ⑦　《一年半的回顾》，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4页。台北远东版删。
  ⑧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原件），编号（052/107）；转引自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一文，见《胡适与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册，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
  ⑩　同上书，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0～302页。
  参看1925年2月20日陈彬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3～314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1）
  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爆发的女师大风潮，是由于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而引起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反对支持杨荫榆的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那位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章士钊。①这就直接间接与胡适有些关系。
  章士钊是有名的复古派，与胡适可说是老冤家了。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中说：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今为适之之学者。
  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②
  文中骂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是“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以悻悻的怒骂代替说理，简直失了他自诩“学士大夫”的体面。
  那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对别人说，章士钊的文章“不值一驳”。后来，胡适在上海碰到章士钊，又当面对他说起“不值一驳”的话。章士钊心里自然很不服气。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碰到已经当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饭后，他们便同去对门的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并且约定在照片上题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写的是一首白话诗：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收了照片，看到题诗，暗自高兴，也便投章士钊所好，题了一首文言诗答他：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③
  他们两位的照片，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眼福见到了，看了这题诗，却大致也不难想象出来：一位应是西装革履，满脸革新模样；一位则长袍马褂，复古之态可掬，竟又“长相亲”，“双双并坐”在一条板凳上，颇有些滑稽。但在女师大事件中，他们两位之间倒真的是颇为“相亲”了。
  女师大的那位校长杨荫榆女士，曾经留学美国，也住过哥伦比亚大学，大约也听过杜威博士的课，与胡适可算是哥大校友，杜门的师兄妹。但这杨女士脾气有些古怪。她担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学生们看做是她家里的一群童养媳。这婆婆又依附军阀政府，心地相当悍毒，以“寡妇主义”治校，要把学生陶冶得个个心如古井，脸若冰霜，失其活泼之青春。因此，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1924年11月，杨荫榆无理勒令国文系的三名学生退学，又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激起全校公愤。学生自治会便议决不承认杨为校长，发布《驱杨宣言》，展开了她们所说的“驱羊运动”。
  第二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7月复刊《甲寅》周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扬言“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而陈源等人表面上装得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实则偏袒章杨，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辞，转弯抹角的手法，指责学生把女师大变成了“臭毛厕”，且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等人“暗中鼓动，挑剔风潮”。这样就露出了并非公正，却又竭力隐瞒的尴尬相。
  到8月初，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杨荫榆竟搬来军警，包围学校，勒令学生离校；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并派武装警察强行接收。于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纷纷函电支持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北京大学评议会也于8月18日开会，通过决议案如下：
  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
  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④
  决议公布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适却反对。他与陈源、燕树棠等5人联名写信，指责评议会“越权自专”，有“抹煞全体教职员同人之嫌”，故向评议会提出“严重抗议”。另有周作人、李书华等8人，也联名致书校长，支持评议会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