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演词中提到胡适所作的“李女士传与演说”，可见此前《李超传》已经写就，蔡先生也读到过的了。
  ②蔡元培的演说词，曾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
  ③《许怡荪传》和《吴敬梓传》，均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谈新诗》，载上海《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其中引述并评论了康白情的《窗外》、《送客黄浦》，俞平伯的《春水船》及《深秋永定门晚景》（《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等几首青年人的诗。
  ⑤《草儿》与《冬夜》，均于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评“草儿”》，作于8月30日，载《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1期；《评“冬夜”》作于9月19日，载《读书杂志》第2期。后两文合并为《评新诗集》，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出版。
  ⑥汪静之的这首诗，在胡适的《蕙的风序》中曾引述过。1957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蕙的风》，是经作者淘汰过的《蕙的风》（删弃三分之二）和《寂寞的国》（删弃三分之一）的合集，《怎敢爱伊》这一首诗被删弃了。
  ⑦《胡适的日记》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来访的有汪静之、胡洪钊，皆绩溪人；曹□□，歙县人，皆少年。”
  ⑧胡适的《蕙的风序》作于1922年6月6日，原载《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同年8月初版卷首；又载《努力》周报第21期，题《蕙的风》，署名“适”，同年9月2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⑨胡梦华，也是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南京东南大学学生。他的《读了“蕙的风”以后》，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24日）。接着，章洪熙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10月30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载《觉悟》同年11月3日）进行答辩。以后，周作人便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学灯》11月5日）；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载《晨报副刊》11月17日）。后来胡梦华还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载《学灯》11月18至20日）；于守璐又写了《答胡梦华君——关于“蕙的风”的批评》（载《学灯》12月29日）。这场关于《蕙的风》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方才结束。
  ⑩《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3～404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1）
  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
  的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不重视整理国故的缺点。胡适指出：
  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他主张“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充分估计到了整理国故的重要性和学术文化价值，却显然又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
  到了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③一文中，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义”的全部内容。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只来看看他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胡适很明确，是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作“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他曾经嘲笑那些国粹党，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国粹”，说：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怎么整理呢？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评判的态度”。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说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来了：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这些意见和方法，显然与守旧的国粹家们分道扬镳；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诸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艰难，这一工作的分量，开初也是估计不足的；他本人也并未打算具体来做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他这时已经认识到，整理国故是要与历史的因袭和传统作战，非大力汉担当不起；他自己决心做这样的大力汉了。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议决要办一种《国学季刊》，胡适被举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0月审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创刊号便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2）
  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创刊号登载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其中首先总结了清代三百年间汉学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统的阐述，可以说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别进一步发挥了“还本来面目”的观点，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⑤
  胡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历史，“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又要把历史文化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去评价其是非功过。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并吸取了清代汉学家们的治学经验，和复古派“保存国粹”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胡适在《宣言》中提倡“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闭关自守。他说：
  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
  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⑥
  他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博采欧美学术的成绩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也不失其参考的价值。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以后，几年之内，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中国传统小说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创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故学的新局面。在具体实践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原因自然很复杂，而与胡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开的。他和新潮社的人们提出整理国故，正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胡适在这时候，竟说什么“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未免过甚其词，蛊惑人心；他又给青年人大开“国学书目”，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学生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文言文。⑦这就难免在客观上引诱一些幼稚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踱进研究室去钻故纸堆。这却是胡适始料所不及的罢。
  ①　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发表后不久，《国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发表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于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出版）又发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②　胡适的这封信，原附载于《新潮》第2卷第1号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的后面；后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题为《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③　《新思潮的意义》作于1919年11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同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册，第445页。
  ⑤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于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据《胡适的日记》），原载该刊第1卷第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据1929年3月6版，第12～13页。
  ⑥　同上书第23～24页。
  ⑦　1920年，胡适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稿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主张中学古文教学的时间为国语文的三倍，要求中学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选读《老子》、《论语》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还必须“自修”读完史书、子书及文学专集等15种，约计1050卷。胡适自己也承认古文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适又给青年学生开一个“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仅其中“文学史之部”所列78种书，估计总数在一千册以上。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