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
  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
  古来说大话的人尽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梦中夺得松亭关”，日日高谈“会与君王扫燕赵”。究竟他真有这种本领没有，若没有尝试，谁能知道呢？还不是一些纸上的大话吗？
  我因为不承认放翁这句话，故用“尝试”两字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又作这诗，表示我的态度。④
  《尝试篇》，完全是说理的，宣传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虽属白话，却没有什么诗味可言：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愿大家都来尝试”，这种尝试的精神，他的决心和勇气，却是很不错的。
  尝试白话诗，胡适也尝到不少甘苦。他起初只是单身匹马，没有同志，难免有一种孤单寂寞之感。有一天，他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口，吃完自己做的午餐，正向窗外眺望。远处，赫贞江静静流淌；近处是一大片蓁莽丛林，点缀着几簇野花。忽然，他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头翩翩飞来；过了一会，一只蝴蝶飞下去不见了，另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悄悄飞下去，找他的同伴去了。胡适不觉神与物游，触动自己寂寞的心境，便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叫做《窗上有所见口占》。诗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⑤
  这便是胡适当年孤单寂寞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初作白话诗时，不仅没有同志，还遭到留美朋友们的反对和嘲笑。经过几番笔战，胡适觉得空道理说服不了别人，于是专心“实地试验”，意欲用作品来证明以白话作诗的主张。他作了《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等几首诗以后，居然也得到朱经农、任叔永、杨杏佛等反对派的称许。朱经农不但不再反对白话诗，自己也作起白话诗来了，且欲再挂“白话”招牌。他寄给胡适一首白话诗，其中云：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2）
  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
  …………觐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
  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⑥经农的诗虽然也无什么诗味，中段还有很坏的诗句，但胡适见了却十分高兴，总算减少了反对势力，争得一个同志，故答诗有云：“寄来白话诗很好，读了欢喜不得了”。然而毕竟同志太少，白话诗作的水准也不高。直到1918至1919年间，尝试作新诗的人才渐渐多起来。胡适自然很高兴。他说：“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⑦钱玄同也为胡适尚未问世的《尝试集》先作了一篇序。⑧胡适不仅多有同志，也有了知音。他也就不再感到孤单寂寞了，白话新诗也越做越有劲，越做越像个样子了。
  尝试了整整三年，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
  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⑨
  《尝试集》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诗体的解放”。但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要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道路毕竟艰难，出一些“放脚鞋样”的改良体诗，也就难免了。在新诗创造的初期，胡适能够这样“一年放大一年”，坚持做白话新诗，奋斗的精神和意志都是可贵的，并起到了为新诗开路架桥的作用。从《尝试集》的第二编起，便逐步摆脱旧诗词曲的气味和声调，也写出了一些真正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如《老鸦》一首：
  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无论思想和艺术，这首诗都是够标准的白话新诗了。以后的许多诗，如《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及第三编的《一笑》、《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死者》、《双十节的鬼歌》等篇，便越做越自由，越自然了；内容上也多抒写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呈现出与旧诗截然两途的一派崭新气象。
  《尝试集》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当时寂寞的中国诗坛上影响很大。仿效“胡适之体”作诗的人很不少。仅过半年，《尝试集》便再版了；两年之中销了一万本，在那时可算是破纪录的了。1922年10月，又出“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基本上成了《尝试集》的定本。
  众手增删《尝试集》，不失为五四时代诗坛的一段佳话。胡适自记道：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也保留了。有时候，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
  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⑩
  帮助胡适删诗的人，仅这里提到的就有六人。他们朋友师生之间，并非一味庸俗捧场，而是直陈所见，讨论争辩，关系倒是相当诚恳亲密哩。
  胡适尝试白话诗，原是为着提倡白话诗，作“诗界革命”。因此，尝试了一段，他便总结自己尝试创作的甘苦，写了《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谈新诗》等专文，从理论上探讨白话新诗创造的路子和经验。据朱自清先生说，胡适关于新诗的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做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朱先生的话，也大体上客观反映了胡适在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初期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胡适一生写过不少诗。但他的思想性格毕竟偏重于理智，缺乏诗人素质，诗的成就并不高。他的《尝试集》，以“诗体解放”为主要的追求目标，眼光过多地拘囿在文字形式方面，从中虽然可以看到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的努力，不少白话诗也写得自由活泼，流利清新，时有韵致；但诗的境界大多不高，格局比较狭小，缺乏真挚热烈的感情，缺少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今天来翻翻《尝试集》，大约多半是为着一点历史的兴趣而已。它作为我国的第一本白话新诗集，在新诗发展程途中的历史价值，看来高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这样评价或许比较客观公允罢。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3）
  ①胡适最早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是翻译俄国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载第2卷第1号。这篇作品是用白话翻译的，也是《新青年》上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字。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
  ②《答梅觐庄一白话诗》，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四，第965～974页，全诗共五节，一四三句，后来作者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引录了52句，此处所引诗句为该诗第二节前几行。
  ③陆游这首诗，题为“能仁院前有石象丈余，盖作大象时样也”。南宋乾道九年（1173）夏作于嘉州。时陆游正“知嘉州事”（即任嘉州的行政长官）。州辖乐山县境的能仁寺，有丈余的石象，陆游认为是准备作乐山大佛之前作的“样”。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嘉定府：大象阁，在凌云寺，唐开元中，僧海通于渎江、沫水、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滨，凿山为弥勒大象，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层阁以覆之。至韦皋时，积十九年而工始备。皋有《大象记》。”陆游同时也作有《谒凌云大象》一诗，见《剑南诗稿》卷四。
  ④《尝试篇》初见于《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二六　尝试歌”（1916年9月3日）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1019～1020页。后收入《尝试集》初版，序与诗文字有较大改动；1922年10月，出增订4版时，经作者修改，删序，移在卷首作为“代序二”。
  此处所引乃该序的后半。其中可见胡适一开始就缺乏诗人的素质，他竟把诗的兴寄和想象、夸张等抒写技法，与说大话、空话混为一谈。大约后来也颇悔失言，便将序全删了。
  ⑤此诗写于1916年8月23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第1007页；后改题为《朋友》，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尝试集》，改题《蝴蝶》，是《尝试集》中现存最早的白话诗。
  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三八　答经农”，第1032～1033页。
  ⑦见《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
  后收入《尝试集》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删。
  ⑧钱玄同《尝试集序》，作于1918年1月10日，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收入两年后才出版的《尝试集》初版，增订4版删。
  ⑨《尝试集四版自序》，载1922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增订4版卷首。
  ⑩同注⑨。
  朱自清先生自己便是早期的新诗人，文学研究会成员。他说的这番话，见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首，他所写的《导言》。其中，对胡适评价颇高。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1）
  除了白话新诗，胡适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说。他曾经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①其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在当年的文学革命中，不仅用不着“惭愧”，并且是一件极有益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学。那真是一个敞开大门，充分吸收异域营养的时代。新文学初出世，不论是思想倾向，或者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都广泛地接受过外国的影响。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等，许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胡适认为：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②
  他的从事翻译，便是这种运输异域营养的工作。起手于1912年9月。他最初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篇《最后一课》，当时胡适译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接着，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③1916至1919年间，连续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几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适将它们编为《短篇小说》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④薄薄的本子，10个短篇，大多用白话译出，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