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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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 更新:2024-03-18 14:46 字数: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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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4)
《藏晖室札记》中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会面情形多处,摘引数则,以见其亲密谐趣之一斑。
1916年10月23日记“答陈衡哲女士”一则,云: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上海亚东版,第1037~1038页)
同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又“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上海亚东版,第1045~1046页。
)
1917年4月11日,追记与陈衡哲初次见面情形:
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5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40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上海亚东版,第1125页。)
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26期上,有一“文坛画虎录”专栏,发表“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一文,中说: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吗?但是我们那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中叙胡适已订婚事,略)……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与陈衡哲读了这篇文章,很生气,拿了去找胡适;胡适读了也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十日谈》编辑先生,提出抗议,并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信稿草就以后,又送给任陈二位看过,经研究并“添注”了意见,再送回胡适“亲笔抄写”过,又送任陈“再读一遍”,方才寄出,载《十日谈》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驳“象恭”文章,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沌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十日谈》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
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⑤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 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
⑥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选”
栏,题为“出门一首”。
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⑦ 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5)
⑧《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 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
⑨《藏晖室札记》卷五“三 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亚东版,第290页。
⑩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册,第199~201页。
《新婚杂诗》共五首,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
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删去第二至五首。此处所录是第四首。
此诗初录入1918年1月12日致钱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10~11页。
关于“采薇子”,《绩溪县志》有传,见“人物志?流寓”,可以参看。
胡适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绩溪上庄胡近仁的孙辈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录在所撰《闲话胡适》中,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页。
同注⑩。
《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 ‘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亚东版,第443页。
《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页。(此下皆三版注)
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所收《尝试后集》未收诗稿,1923年1月1日作。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册,1923年10月3日。该日记1923年5月至8月多有关于与曹声书信往还及诗作日记;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记》及《山中杂记》中,均有关于与曹声(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记载及有关诗作,可以参看。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记载:
吴健雄女士来信,友人传来消息,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有半点生存话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秘魔崖月夜》(诗),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版所收《尝试后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为该诗最后二行。
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该书第39页,作者又记江冬秀为胡适与曹声的关系,“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将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参看胡适《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骅?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11期灵作《胡适来校之期》一文中。
《胡适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所载《胡适家书选》。
关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与一位“小脚太太”的结合。其实这是“五四”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文化的许多先驱者中,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旧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脚,胡适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们各自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包办婚姻“碰得不坏”,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挣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这两类情况似乎比较少有。第三类占多数,是在忍受包办婚姻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上多有挣扎以致反抗,自然挣扎与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适实际上属于这第三类。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在他们白首相依的40年间,实在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笔者著有《胡适?江冬秀》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评,可以参看。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1)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我们不准备在这一节里做关于孔子的专论,只想指出,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并“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专制,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②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
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③
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