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案子必须尽快处理。贝利亚这天留在他专用的鲁比卡监狱办公室，埋头审阅案卷，足足忙了一整天，当他将卷宗放入防火保险箱以后，一看手表，才发现离开演时间很近了，立即驱车前往。
  国家歌剧院坐落在靠近红场和紧接斯维尔德洛夫广场的地方。这天晚上，剧场门前灯光通明，宛如白昼。接待人员穿黑制服，戴白手套，彬彬有礼查看来人的请柬。
  在剧院附近的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名警察站岗。路边停着几辆大卡车，还有几辆坦克在街头慢慢行驶。这种景象给剧院的隆重场面显然增添了一种紧张气氛。行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但都匆匆而去，不敢停留。
  大剧院的时钟正指八点，演出正式开始。但是，人们偶尔张望领导人观剧的特等包厢，却看不到苏联大名鼎鼎的第二号人物贝利亚。
  贝利亚的防弹轿车开到剧场附近的街道时遇到了麻烦。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街道拥挤，无法行车。司机急得不断按喇叭，示意对方让路，这才勉强通过。但当轿车驶到一个十字街口时又被坦克挡住去路，司机只好向离他最近的一辆坦克的指挥员出示证件，要求让路。其他坦克似乎得到了暗示，立即开动，让出一条刚够轿车开过的通路。这时只要稍微加快车速，贝利亚本来可以及时入场观看演出。但是，他的防弹车被围在两辆坦克之间，进退两难，只能徐徐向前行驶，就像一条小轮船被两艘战舰护航一样。不过，坦克不是将他护送到大剧院去，而是挟持它驶得更远，开到莫斯科郊外去了。那里是列沃托窝监狱所在地，防卫森严。贝利亚就是在那天（6月27日）晚上被枪杀在那所监狱的一间囚室里。
  第二天，1953年6月28日，一个明朗的星期日早晨，莫斯科人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读到了大剧院隆重上演《十二月党人》歌剧的报道。但从报上发表的观剧领导人名单中没有看到贝利亚的名字。在苏联人看来，这决不是排字工人出了差错。可以肯定：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附近街头上出现的坦克，也决不是偶然现象。
  贝利亚的名字从这一天起，在苏联党政领导人名单中永远勾销了。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从公文皮包里拿出来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支乌黑的手枪。赫鲁晓夫坐在他身旁，竭力将他的手按在桌上……
  1953年6月26日下午4时左右，苏联共产党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重要会议。它由马林科夫主持。莫洛托夫坐在他的右边，贝利亚坐在左边，以下依次坐着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等。马林科夫的神色看来异常严峻。他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利亚的支持。但是今天的会议是专门处理贝利亚问题，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
  马林科夫在这次会上建议讨论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最近澄清的“犹太人医生阴谋”案件。马林科夫说，这个在六个月以前震惊全世界的医生案件，现在成了在苏联存在着极端强烈反亲犹太人主义的证据。它损害了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苏联国家的名誉。可是，在事隔半年，全世界几乎已忘记了它的时候，贝利亚最近却公开宣布被告人无罪，决定释放全部在押人员，认为他们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受害者。贝利亚当时不是国家安全部长，他为什么要在4月4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这样一种平反通告呢？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贝利亚用这个通告公开谴责了前国家安全部的活动，是为了使苏联法院和苏联共产党的法律制度名誉扫地。
  马林科夫说，第二个问题甚至更加严重。它涉及到东柏林事件。在这次会议的前十天，即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了一次骚动，持续了好几天才平息下去。贝利亚作为国家安全部长，必须对这个事件承担责任。由于贝利亚玩忽职守，结果使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丑，名誉扫地。
  马林科夫继续说：这是不是仅仅由于不称职而产生的麻烦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像贝利亚这样一个经验丰富和精明过人的国务活动家，几乎很难用不称职来解释他的过错。大家知道，在东柏林发生骚动期间，东德警察局总监察长是泽塞尔。他是贝利亚的下级。在骚动平息以后，贝利亚不但没有将他逮捕，反而让他继续留在那里工作……
  最后，马林科夫用一种低沉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贝利亚没有真心为国家服务。刚好相反，他的活动自觉地损害祖国利益，而为苏联敌人的利益服务，特别是为实现美国的目标服务。毫无疑问，他同美国建立了联系，贝利亚是一个为美元而进行颠覆活动的代理人。严格地说，贝利亚是一个叛徒。他应当作为苏联人民的敌人而受到控告，并且作为犯有叛国罪的外国间谍而受审判。
  赫鲁晓夫趁马林科夫讲话稍停时刻插话说：“贝利亚，你不是共产党员，你甚至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党组织。”
  贝利亚在答话时，打开了公文皮包，像是伸手进去取出为自己辩白的文件。但是，他拿出来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支乌黑的手枪。坐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非常机警，立即用左手竭力将贝利亚的手按在桌上，同时用一只手将枪管扳向天花板。就在这一瞬间，马林科夫急按桌下电铃，门扉大开，莫斯卡连科将军手持冲锋枪，领着几名高级军官冲了进来。当他看准开枪不会伤害别人时，就对着贝利亚来了一个齐射，结束了贝利亚的生命。
  1953年6月，司机将黑皮大衣领子放下。贝利亚朝他脸上一看，才知道开车的不是他常用的贴身警卫员……
  1953年6月的一个傍晚，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朱可夫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官员正在波兰驻苏使馆参加宴会。应邀前来的还有各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的许多代表。
  宴会结束后举行舞会。贝利亚这晚多喝了一点波兰名酒，微带醉意，舞兴颇浓。他请大使夫人陪着跳了几次舞。
  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见时间不早，便建议贝利亚及时告退。他们两人来时是乘贝利亚的防弹轿车，现在当然仍是同车返家。贝利亚的车子驶离使馆以后，其他苏联官员也分乘两辆轿车紧跟在后，尾随而去。当车到红场附近时，贝利亚的司机不向左拐车，先送布尔加宁元帅回高尔基大街的官邸，而是急忙直奔捷尔任斯基广场附近的鲁比卡大监狱。那里设有贝利亚专用的办公室。他平时常在那里工作到深夜。贝利亚有个习惯，每当参加晚会或宴会使工作受到干扰后，晚上便回鲁比卡监狱办公室继续进行工作。但是，这天晚上，他喝酒较多，有点醉意，不想再到那里去了。他本来已经主动告诉过司机：先送布尔加宁元帅回去，再送伏罗希洛夫元帅，然后他本人也回家休息。可是，他发现司机没有照他所说的路线行车。他感到纳闷，暗自猜想：也许是司机听错了话而送他到办公室来了；也许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同事对他开玩笑，是他们要司机开车来鲁比卡监狱。这显然是恶作剧。当车子开到监狱围墙跟前，他在探照灯的亮光照射下，看见其它两辆载着苏联官员的车子也跟上来了的时候，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一定是开玩笑。
  司机将轿车开到监狱大院当中停了下来。贝利亚幽默地问他为什么开玩笑。司机为了答话，便将黑皮大衣领子放下，再转过身来。贝利亚朝他脸上一看，这才知道开车的不是常用的贴身警卫员，而是换了一个不大熟悉的高级军官。贝利亚仍然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周密安排的恶作剧。
  伏罗希洛夫拉着贝利亚的手先下车，布尔加宁紧抓住他的另一只手跟出来，另外两辆车上的军官们早已下来等着他们，但无一人发笑。贝利亚同这两位元帅手挽着手，安然自得地向监狱后门走去。这是去贝利亚办公室必由之路。他想领两位元帅进去看看或休息一会儿。但是，门口站着监狱长和两名军官，不让入内，却领他们走向监狱大院正厅，那里是经常由三名陪审员对罪犯宣布即席判决的地方。
  贝利亚这时才突然感到不妙，脸色顿变，不知所措。他被强行拉到在那里设立的临时法庭面前受审。这个法庭同往常的陪审团不一样。它不包括三名法官，而是由以苏军总监察长伊万·斯戈涅夫为首的八名高级将领组成。他们今晚奉命在鲁比卡监狱将贝利亚作为叛国犯进行审判。法庭宣布他的罪名是：（1）阴谋夺取国家全部政权。（2）充当外国间谍。（3）图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没有辩护律师，只准被告为自己做最后的陈述。八位法官没有再回会议室讨论判决词。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意见，立即做出了一致的判决，由法庭主席斯戈涅夫总监察长宣读判决，处以极刑。
  行刑队由一名上尉、一名中士和两名卫兵组成。他们立即将贝利亚押出去执行枪决。
  
  Number　：　1332
  Title　：从烹调看中西文化
  Author　：苗凡卒
  Issue　：　总第　85期
  Provenance　：读书
  Date　：1987。3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烹调是一种文化，至少在中国是一种文化。因为，烹调在中国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肉体的存在，而且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对于快感的需求。它是人们积极的充实人生的表现，和美术、音乐等等有着同样的提高人生境界的意义。人们称烹调为艺术，这在中国是毫不过分的。
  一
  在《烹调原理》一书的序言中，作者借用了一句古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可以说是男女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一种饮食文化。当然，这并不是一种谨严的论断，不过是借以说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人生倾向。作为西方人，因其文化传统的缘故，人生倾向明显偏向于男女关系，这在汉民族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汉民族对于男女关系理解的褊狭，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性关系，而文化传统中又把性神秘化，蒙上一层浓厚的神圣和伦理色彩，而对于现实的性又只能接受生理的理解，所以对性的理解也是肤浅的，而且这一切都还只能“尽在不言中”，说出来便有悖礼教，认为是道德沦丧了。而西方，男女关系的内涵和外延远非汉民族的理解所能包括。托夫勒曾公布过他在黑人居民区的调查结果，即现代家庭成员的组成存在着八十三种形式。这个惊人的数字所包含的内容大概在中国永远也想象不出。所以在西方，“男女关系”对于社会关系和文明程度都有着较强的反映力。
  在中国，祖先圣贤形成了在性问题上保守的传统，而把人生的倾泄导向于饮食。由于这个原因，不仅导致了烹调艺术的高度发展，而且赋予烹调以丰富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人们的风俗习惯中，婚丧嫁娶这类大事，总是以吃作为其重要内容甚至高潮部分；其次，它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交手段之一。在农村，“认识”这个词常常为“在一个桌上吃过饭”所代替；同时，烹调也是民族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有朋自远方来，那友谊的份量一多半就要表现在洗尘的宴席上。在古代，甚至最郑重的国家领导工作也用“调和鼎鼐”这个典型的烹调名词来代表，足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烹调的地位了。
  二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都最终决定于哲学，烹调亦不例外。
  在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就开始渐次完成了哲学指导思想的形而上学层次的突破，这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在另一些方面，这种突破又大大地起了阻碍的作用，如烹调，就不可避免地落后了，到处打上了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痕迹。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但不管怎么豪华高级，从洛杉矶到纽约，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毫无艺术可言。而且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在炸牛排旁放两块山芋，也决不是牛排烧山芋，而只是分别烧好后放到一起而已。而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蓍特点是宏观、模糊、不可捉摸。这给中国烹调的指导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它的原料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它的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它的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是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色香味形触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之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