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①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由于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郭松龄举兵反奉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
  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识地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结盟，郭松龄采取了主动。前文已提到，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郭松龄还说道：“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别人说。”韩复榘深知事关重大，严肃真诚地答道：“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请你放心好了。”这是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的事。
  韩复榘于１１月５日回到绥远特区的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当时因为冯玉祥和孙传芳暗中联络，抵制奉军的侵逼，遭到奉军的质疑，苦无对策。而且，张作霖派许兰洲、郭仙桥到包头去见冯玉祥，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玉祥派兵帮助他去打孙传芳。若不同意，就不予谅解。同时，游说冯玉祥，奉军可以让出保定大名防地，且支援他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大炮。
  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服。冯玉祥心急如焚。当时无法，只得勉强同意，达成了合作对直系孙传芳的办法九条。因此，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但还是谨慎地说道：“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韩复榘马不停蹄，次日即折返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１９日，即派其亲信李坚白、亲弟郭大鸣，由冯玉祥的老参谋长时任京汉路局局长的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信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绝不过问关内的事。
  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彻夜与李坚白等洽商。冯玉祥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李景林要求把直隶、热河两省划拨给他，面露难色。郭松龄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言外之意是过后可以商量。这样，冯玉祥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签订了密约，冯玉祥还郑重地签了字。冯玉祥又加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一起，陪同郭松龄的代表即日回津。郭松龄见到了熊斌，对签订的密约完全赞同，并也签了字。
  李景林为什么和郭松龄一起反对张作霖呢？因为郭松龄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命李景林进攻热河。因李景林是直隶人，图谋直隶地盘。便在攻下热河后，率领骑兵直捣天津，并占领了天津。驱逐了直隶省长王承斌，霸占了省长公署。这就打乱了张作霖的战略部署。张作霖大怒，要杀李景林。郭松龄劝阻张作霖说，我军刚入关，就阵前斩杀大将，于军心不利。张作霖听了郭松龄的话，没有杀李。为此，李景林很感激郭松龄。听到郭松龄要反奉，李景林表态道：“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
  最后，郭松龄在天津督署，与国民军代表熊斌和李景林共同协商合作办法。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也出席参加。会上，李景林对国民二军在直隶的行动表示不满。熊斌当即诚恳表示：“国民二军的纪律，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冯总司令已下令并派人前往制止，今后彼此一家，当更不成问题。”李景林在会上的表态也很好，保证他的部队将随郭军之后向山海关方面移动，以资接应。郭松龄表示，希望国民军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
  就这样，郭松龄、冯玉祥和李景林结成了并不紧密的反奉三角同盟。
  有了郭冯李的三角同盟，郭松龄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起事。
  这里随带插叙一笔。据参与其间的当事人回忆，张学良对郭松龄反奉是有所察觉的，甚至是完全知道的。在天津，郭松龄曾向张学良建议：“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还毫不隐讳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何柱国回忆：“郭向张所说的这番话，是郭松龄被处死以后，张学良亲自与我们谈起的。说明郭松龄愤懑不平，要打倒杨宇霆，推翻老将，张学良是知道的，却不料郭动手这样快。”
  １１月２０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疑心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是别有用心，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和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同郭松龄谈了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郭军第二旅旅长刘伟知道。他说：“郭鬼子说我们打胜仗，杨宇霆、姜登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给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是不愿意打了，还是回去好好整理东三省吧！”并且说：“我们拥护你来干！”张学良说：“那怎么行呢？”但对郭松龄的这个异常表示，张学良没有给予特殊和坚决的驳斥，只是说：“你看着办吧，我走了。”“张学良骤然听到郭氏的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经出现混乱。张学良叫专车直奔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看到一列一列的军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在军舰上也已收到。军舰的火炮可以击毁郭松龄的军车，但张学良不让开炮，说：“都是我的部下。”这是后话。
  郭松龄是于１０月２４日从日本被张作霖用急电召回奉天的。张作霖命郭松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郭松龄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为张学良，副军团长为杨宇霆的士官同学于珍，下辖八、九、十三个军。于珍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第三方面军的编组工作，统由郭松龄负责，因而他得以控握第三方面军大权，为他举兵反奉提供了先决条件。
  １１月２２日深夜，郭松龄由天津发出三个通电。
  １１月２３日，郭松龄召集第三军团上校以上的官佐紧急开会。地点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参加者有一百余人。会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松龄身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
  郭松龄即席心情沉痛地反对内战：“自民十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
  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老将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胜于阋墙的战争吗？”
  随后，他提出了反奉的具体作法：“现在拟好了两个方案，写在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斗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严肃。各师旅长都感到非常突然，沉默起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六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七师师长高维岳四位师长开始反对，后来勉强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了名。
  签名后，郭松龄一语道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立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说明他们对这次反奉行动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
  后来，郭松龄对四位师长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暂时回到天津休息，实际交给李景林软禁看管。同时，郭松龄将与他关系不深的师、旅、团长扣留起来。
  他们退席后，就将所部７万人重新组建５个军，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
  甲总司令部
  总司令郭松龄
  参谋长邹作华
  秘书处长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秘书长）
  政务处长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参谋处长王静轩
  副官处长郜汝廉
  军需处长鲁穆庭
  外交处长王正廷（未到任）
  兵站处长张振鹭
  航空司令彭振国
  乙部队
  前敌总指挥宋九龄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
  第二军军长刘伟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
  第四军军长霁云
  第五军军长魏益三
  这时所下达的命令，郭松龄还是和张学良共同署名。这样做，既为了表示拥戴张学良的明朗态度，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情绪。１１月３０日，郭松龄在山海关发表通电，正式把他所辖的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后就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了。
  郭松龄反奉此举，如晴天霹雳，国内外都目瞪口呆。
  郭发通电
  现在回过头来再详细谈一谈郭松龄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２日夜发表的三个通电，以及１２月１４日的通电。这三个通电是郭松龄举兵反奉的政治宣言，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通电是原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的手笔。电文是四六骈体，佶屈聱牙。主题是反对内战，主张罢兵，废除苛政，兴建三省，拥戴少帅，劝张下野。电文称：“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额日亏。”“军旅迭兴，赋敛日众，邑无仓积，家无盖藏。”郭松龄主张：“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税，严刁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在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痛责张作霖，而是提出郭松龄自己要“翊佐”张学良，并劝说张作霖下野，“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①，以表明举兵反奉的大公无私。
  第二个通电旨在表明举兵反奉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具体提出罢免杨宇霆、拥戴张学良的主张。电文称：“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司令。”
  第三个通电是完全针对杨宇霆的，即《讨伐杨宇霆之通电》。这个通电，在屡述杨宇霆的种种罪状后，再次提出罢免杨宇霆。并表明“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起来，郭松龄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实际上，张作霖在看到这个通电后，把电文拿给杨宇霆看，示意杨宇霆辞职，杨宇霆心领神会，于２４日晚“不辞而别”，潜往大连去了。
  综观这三个通电，其主旨是：第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二，拥戴少帅，谴责老帅；第三，讨伐宇霆，以清君侧。总之，郭松龄的三个通电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上台，清除杨宇霆等人，实行民主共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