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字茂宸，奉天沈阳人，１８８３年生。祖籍山西省汾阳县。其远祖戍边来到东北，后一支流落到沈阳东郊鱼樵寨落户。鱼樵寨现在是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乡赵家铺村，郭松龄就诞生于此。其祖父是一位粗通文字的农民。其父名复兴，字恢原。自幼苦读，终未得志，只得在乡镇做私塾先生。他好学不倦，教书认真，受到学生的爱戴。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性情温和、明达事理的女性。郭松龄的父母对他的影响很大，初步奠定了他为人处世的品德基础。
  郭松龄家境贫寒。他从小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有时青黄不接，他们母子不得不到邻村乞讨。童年的痛苦生活在郭松龄的心里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非常不满。
  ９岁时，他的父亲回村设馆授读，郭松龄才得以入馆念书。入学前，他的父亲曾经抽时给他讲过启蒙读物。他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等书。入学后，他学习努力，勤奋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很快就熟背下了一些儒家经典。三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具备了相当深厚的中文知识，并且练就了一笔好字。
  １２岁时，又逢中日甲午战争，辽东百姓流离失所。私塾馆倒闭，家里失去生活来源。作为长子的郭松龄提出外出做工，以贴补家用。靠亲戚帮忙，找到给地主当“半拉子”的工作。所谓“半拉子”，就是只能算半个劳力赚钱。从１３岁到１６岁，一干就是４年。据当地老人回忆，一提起郭松龄的名字，人们还是管他叫“郭半拉子”。
  他给地主做工是实实在在的重体力劳动。后来尽管他已经做了一个整劳力的活，地主还是不给他长工钱。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得忍气吞声。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拼命学习，挑灯苦读。读书很杂，阅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之类。后来，地主家失窃，诬陷郭松龄。郭松龄被迫辞了工，到外边去打零工维持生活。此时，他的父亲盼望儿子能有一个好前程。就在郭松龄劳动之余，指导他学习科举考试的有关课程。郭松龄更加刻苦攻读，渐渐地人们发现，郭松龄已经可以为他们写一些各种文契了，因此管他叫“农民秀才”。直到１９岁，才结束了打工生活。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使郭松龄产生了憎恨富人、同情穷人的爱憎分明的情感。从而，使他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１９岁时，郭松龄的父亲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收入，就不让郭松龄打工了。利用同窗的关系，把郭松龄送进了书院学习。这个书院是沈阳城南常王寨的董汉儒开设的。书院是高级塾馆，是董汉儒私费开设的。因为他和郭松龄的父亲有同窗之谊，所以免费接受郭松龄就读。董汉儒是一位坚持操守的清末举人，反对八股考试，提倡“致用之学”，培养“真正之才”。他经常用中国历史上的治世文臣、爱国武将来激励他的学生。在两年的学习中，郭松龄在思想和学业上都大有长进。董汉儒成为了郭松龄的恩师。郭松龄不忘师恩，在当上高官后，经常去探望董汉儒。并用自己的钱，把董汉儒的小儿子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郭松龄是知恩图报的人。
  １９０４年，日俄两国为了瓜分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两军在奉天地区展开大会战，建筑化为废墟，人民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热血的爱国青年有的入伍参军，有的出国学军，一时形成“尚武”的风潮。
  １９０５年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节制东三省。他为了训练军事人才，遵照陆军部章程，锐意创办了奉天陆军小学堂。这是“培养陆军将校之初基”，是培养陆军初级军事人才的新式军校。学制三年。课程参照保定军官学校预备班来设置，中西兼顾，内容实用，分为基础课和军事课两种。基础课开设国文、修身、历史、外语（日语、英语），此外还有算学、物理、生物、地理、测绘等近代科学基础知识。军事课设步兵操典、射击教程、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战术学等。学堂总办由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方震担任。教官都是国内军官学校毕业或留日、留德学习军事的人才。
  郭松龄看准机会，抓住机遇，报考了这所军校。虽然已经超龄，但由于总成绩最优，被破格录取为正班生。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学习非常勤奋，极其刻苦。各科成绩都是最优，受到学堂总办的特别嘉奖。适逢１９０６年，赵尔巽又在该学堂内增设了一所陆军速成将弁学堂，通称为“老速成”。学制一年，与以后成立的东三省讲武堂相同。因郭松龄成绩突出，被推荐到速成学堂学习。这是一所全新型的中等军事学校。教官思想活跃，各种新思想可以半公开地传播。青年教官方声涛是留日回国的同盟会员，经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思想。郭松龄同方声涛接触甚多，也接受了方声涛宣传的反清革命的思想。
  １９０７年郭松龄从速成学堂毕业，因考试成绩名列优等，被选送到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调回奉天，升任盛京将军衙门哨长。哨长就是新军的排长。他很快把散乱无序的部下训练成纪律严明的队伍，得到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朱庆澜便把郭松龄调到自己身边，倚为亲信，加意培养。
  １９０９年，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先任新军连长，后升任卫队营长。朱庆澜是同情反清革命的爱国将领，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员，如方声涛、程潜、姜登选、叶荃等。１９１０年，郭松龄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了四川新军的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宣告独立。郭松龄等积极拥戴朱庆澜为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四川巡防军以“川人治川”的口号，排挤外来的新军。朱庆澜被迫离开四川，郭松龄等计议离川返奉以策应革命。
  在回忆自己成长的过程时，他对军士连的学员说道：“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以后陆军武备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小学）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一个人不学习不行。”①郭松龄酷爱学习，追求进步，其思想完全站在革命一方。
  郭松龄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上旬返回奉天。他积极参与了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的活动。其时，在奉天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员的韩淑秀，也积极参加革命。据李坚白的回忆录记道：“公乃辞职回奉，密谋响应，设机关于省城大东关韩淑秀宅。”联合急进会的秘密起义计划被密探侦悉，赵尔巽下令，命张作霖捕杀革命党人。张榕遇害，被杀者四百余人。郭松龄因剪发，“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逮捕入狱。后经郭松龄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高纪毅和韩淑秀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释”。
  郭松龄深感掌握军事科学知识的重要，于１９１２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任区队长。１９１３年毕业后，重回奉天，任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少校参谋。当年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名列榜首。在三年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新思想。凡是西学学者或中国学者来京讲学，他必定前往倾听。除军事学外，他对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兴趣甚浓。他努力想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战将。１９１６年毕业，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此时的北京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继续推行袁世凯的反动政策。郭松龄蒿目时艰，内心十分苦闷。１９１７年郭松龄只身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恰逢朱庆澜在广东省任省长。通过朱庆澜的关系，任广东军警卫营营长等职。曾谒见孙中山，并建言反对军阀：“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还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政治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据说“中山深韪其言，而公亦深服膺中山主义”。韶关讲武堂成立后，聘郭松龄为教官。“每于课余至广州，辄与旅粤东省二三同志谋改造东三省事”。关于改造东三省，他曾经愤愤然说道：“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窟，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①“语毕，即束装待发。同志皆为公危不顾也”。郭松龄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１９１８年末，郭松龄回到奉天。经督军署参谋长陆大同学秦华的介绍，郭松龄任督军署少校参谋。不久，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讲武堂开学时，张作霖看到郭松龄在场，便严厉地问道：“汝系反对余之革命党，今日来此何为？”郭松龄“默然”，张作霖“亦不复致诘”。张作霖以为郭松龄既然已经投靠自己，也就既往不咎了。郭松龄“对于战术，造诣颇深，每讲授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极受学员们的欢迎”。
  郭松龄办事非常认真，对学员要求特别严格。每当假期届满，他必定亲自站在学校门口监督，如果学员迟到，哪怕是一分钟，也要受到关禁闭的处分。郭松龄不但严格管教学生，还严格约束队长、区队长。按当时的习俗，教官是无权管教队长的。
  当时，张学良在讲武堂读书，对郭松龄的授课由衷感佩。因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公子，许多教官对他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不敢管理。只有郭松龄不听邪，对张学良严格要求。郭松龄学识渊博，军文皆通，且律己甚严，注重身教。因此，得到张学良的敬佩和信任。据郭松龄反奉期间担任其顾问的李坚白回忆：“时作霖之子学良为讲武堂学生，公因教学因缘，与之相结纳，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张学良对郭松龄既“尊之为师”，又“引以为友”。
  １９２０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即向张作霖推荐，调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踏入了率领重兵的军旅生涯。这是郭松龄受到少帅张学良器重和倚畀的开端。李坚白分析：“于是公之初步计划始得售，获有潜滋暗长之机，乃多方固结张氏父子，以期取得军权。”
  郭松龄身躯高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他无论冬夏，总是穿着制服，鞋帽整整齐齐。对长官，对部下，对一般社会群众，总是严整而有礼貌。
  郭松龄带兵如鱼得水。他既任过基层军官，又当过军校教官。因此，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同时，心怀大志、目标专一，对如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早已成竹在胸。郭松龄治军甚严。他厌恶军阀作风，痛恨下跪、磕头等腐败习气。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压下，不营私舞弊。官兵有违反军纪者，不徇私情，严惩不贷。郭松龄严于律己，不苟言笑。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嫖娼，不赌博。他不送礼，也不受礼。到部队校阅，也拒绝迎送。加之躯干魁梧奇伟，面生连鬓胡须，酷似西洋人，又因他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同事们戏称其为“郭鬼子”。郭松龄也偶尔在家里招待其老同学，席间对同学中有缺憾者，严加责怪，不留情面。于是，每闻郭松龄邀请，都感头痛，胆怯地说道：“这顿饭不是好吃的。”①
  郭松龄在创办新军上有很多建树。首先，狠抓军事教育。整顿奉天军事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举办军官教育班，以及军事、军医、兽医、军械等短期教育班，还创办过步兵学校。教育是根本。他采取吸收青年学生和轮训部队干部的作法，迅速地提升了部队官兵的素质。其次，定期校阅军队。除了随时到各部队视察外，每年春秋两季，正式校阅部队。对军官进行学、术两科考试。对军队，检查训练和军纪。对有差失者，严厉批评。对有严重过失者，撤职查办。大刀阔斧，厉行改革。在短期内，“三八旅”面貌一新，成为奉军的模范旅。
  郭松龄又特创军需独立制度。当时的军队，军需官一向由各级主官委派，一般都是由“三爷”来担任。这“三爷”就是孩子的姥爷、舅爷和本官的姑爷。军需处也就成了军官的私人账房。郭松龄在“三八旅”任命军需行家主管军需，实行军需独立，不准长官动用公款。这是一个重大创举。在“三八旅”杜绝了克扣官兵军饷的劣行，保证了官兵军饷的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了官兵的战斗力。
  郭松龄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