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后，留守的奉天省长王永江担心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故意给吴俊升挂电话问：“应参谋长是谁打死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的电报是怎么回事？我得缉拿凶手。”吴俊升机智地回答：“电报后尾的那一句听说是应善一这个糊涂鬼给加上去的，我已经把秘书长打了一顿，又把他赶走了。至于应善一，真是坏人有恶报，今天上半晌他就叫人打死了，活该！”至于应善一是谁打死的，吴俊升心里明镜一般，但他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王永江轻描淡写地说道：“唔！应善一是个窑皮，他逛窑子得罪了人。我想是地痞流氓把他打死的，千万别管这类鸡毛蒜皮的闲事。”此案便不了了之了。
  这是张作霖对觊觎他权位的人的一个警告，杀鸡儆猴。吴俊升粗中有细，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吴严令家人，不准外出。闭门谢客，不事张扬。
  应善一被打死，奉天的谣言蜂起。吴俊升左思右想，为了让张作霖对他不产生一点误会，便决意只身到山海关亲谒张作霖，以释嫌猜。临行前，他把此行只告诉了王永江，嘱咐他负责奉天省的秩序。他摒去卫队，只带一名副官处长陈振之及两个卫士，以示坦然，挂专车一辆，匆匆西下。
  到山海关时，张作霖正在收容部队，整理残军。忽报吴俊升乘专车前来见张，《辽海小记》书中写道：“专车到站时，张恰在旅邸门前散步，见吴到来，即转身回室（向例张见吴，必款接欢迎，足恭有加）。吴趋入谒，张板起面孔说：‘你怎这时才来，我正等你，好办交代。不该玩忽国家命令，赶快回奉就职，以安人心。咱是老朋友，你干不比别人干强吗！我交代完，你叫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吴说：‘唔！大帅，咱不提这个。我在江省，有熟地多少垧，生荒多少方，够我过几辈子了。钱呢，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我还存有多少万款子，我的财产不比你少。再说，他们北京政府尽闹把戏，咱们斗不过。北京对付广东，还不是这一套。今天撤掉陆荣廷，明天撤掉陈炳琨，结果大家谁都干不成。唔！大帅！你的肩膀比我宽，什么都能担当得起。教我在黑龙江剿匪放马，垦荒种地我会。把我搁在奉天，外国交涉，各省代表，文的武的，我一样也应付不来。我一天也干不了。我这时才来，我把家都安置好了。你住大连，我跟你住大连。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张听完，笑了说：‘他们怎不来？’吴说：‘大帅生气，谁敢来！打电报叫他们，他们就来了。大家捧柴火焰高。咱们还是干哪！’”
  张作霖听着高兴，前嫌尽释，笑容满面，亲切地问道：“大哥，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吴俊升看到张作霖又叫他大哥了，知道误会解除了，就兴致勃勃地说道：“唔！别听什么大总统、曹三、吴秀才他们那群兔崽子的话，咱们还是干咱们的。要叫我说，到了奉天再说。什么命令，去他妈的！”
  一席话，说得张作霖通体舒泰。大舌头吴俊升总能把握住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他对张作霖是真心服膺的。人们往往认为吴俊升不擅言辞，其实他的思维是相当绵密，说话是相当到位的。从中不难看出，张作霖的威风一点也没有减少。即使是在直奉一战后，他的东北王的地位也是很牢固的。
  宣布自治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撤退时，天津的帝国主义驻军对奉直双方军队发出警告，准许他们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同时，天津周围２０里内不得驻军的条约不得违反。５月７日，败退下来的奉军在滦州集结时，英国公使艾思顿声明，不得损害开滦煤矿和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如发生问题，惟张作霖是问。又强调京奉路必须通车，必要时拟派英军保护通车。从中不难看出，英国对直军的偏袒，对奉军的压制。
  ５月７日，得胜将军吴佩孚志得意满地视察奉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军粮城，然后回到天津。不少中外人士前来一睹大名鼎鼎的秀才将军的风采。吴佩孚得意扬扬，高谈阔论。这时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讥讽地调侃道：“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把个老迈的赵尔巽说得无地自容。这时的吴佩孚是自视甚高的，哪里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却说，老练的张作霖一看形势不好，便在军粮城及时地下达了总退却令，并急电前线的张学良回部开会。此时，张学良正同郭松龄率队猛冲猛打，已经深入敌阵。得到张作霖的命令，张学良就匆匆赶回，把部队交给郭松龄指挥。５月５日，张氏父子率部仓皇奔赴滦州，建立临时指挥部。５月６日，李景林不敌，率残部放弃了杨柳青，急忙撤退。因有铁路帮助，撤退比较顺利。而张作相部则是溃不成军。
  郭松龄率领的第二梯队，因孤军深入，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撤退很困难。郭松龄部撤退的先头部队到了马头镇，要渡永定河。军队刚刚渡过一半，直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即追至左侧，情况相当危机。郭松龄镇定沉着，从容应对。一面派兵迎击，一面挥军抢渡。用了一夜的时间，全军强行渡过永定河，脱离了险境。张作霖父子在滦州收容各路溃兵，亟盼郭松龄第二梯队的消息。焦躁难耐，忧心如焚。正当此时，郭松龄率队风尘仆仆地归来。张作霖父子喜出望外，精神大振。因为郭松龄部是张作霖的精锐部队，此队没有受到重创，张作霖就可以很快地东山再起。
  当时，张学良立即回到军中。张作霖命以郭松龄部为第一路，李景林部为第二路，左右相顾，两路联合，在山海关重整旗鼓，准备迎敌。此时的形势对奉军极其不利，直军是乘胜追击，希图一鼓作气，打到关外。张作霖又把张学良调离前线，把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混成旅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郭松龄。郭松龄使出浑身解数，指挥刚刚打了败仗的奉军，同彭寿莘的直军展开了殊死战斗，终于阻止了直军的猛攻①。山海关成了直军前进的最终地点。但是，直到此时，战争还没有最后结束。
  张作霖知道，这时应该议和了。他派张学良出面，找张学良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朋友帮忙。张学良找到这个组织的两名美国牧师普赖德和杨古，让他们请英美驻奉天领事出面，向直军方面斡旋停战和谈事宜。不料，被两国领事以不干涉中国内战为由，加以拒绝。这是英美支持吴佩孚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无法，普赖德和杨古只得以私人的身份亲赴山海关前线，找到彭寿莘斡旋。双方在６月９日于直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秦皇岛接洽，约定于６月１１日再进行具体商谈媾和事宜。
  但是，前线的直奉双方一直在冲突。１１日至１５日，激战未息，两方死伤均有三千余人，奉军战死三名团长。一直没有死心的彭寿莘久战不胜，感到山海关是攻不下了，才走到谈判桌旁。
  ６月１６日午夜１２时，在秦皇岛车站上，张学良在杨古牧师和开滦矿务局英籍局长的陪同下，会见了直军代表王承斌，决定双方停战。
  第二天１７日，在秦皇岛英舰克尔留号上再进行第二次和谈。由孙烈臣、张学良代表奉军，王承斌、彭寿莘代表直军，在英舰上签订和约八条，附约两款。并由中央派王占元、宋小濂赴榆关监视两方撤兵，王、宋于６月２４日电告北京政府，两方军队已如约撤完①。
  直奉一战，奉系打败了。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余人，军费损失三千余万。当然，张作霖的元气并没有受到损伤。
  在５月１０日，北京政府宣布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后，于５月１２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东三省自治，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对外发表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口气强硬，表现了军阀的本质。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的宣言，声称严守中立。其实，这是一颗烟幕弹。日本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当时甚至出现了张作霖后援会。日本严防英美势力侵入东三省。５月２０日，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表明对张作霖的支持。
  ５月２６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和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军阀如果强调统一，那是他强大的时候；军阀一旦高唱自治，那就是他失势的时候了。
  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张作霖返回奉天。６月上旬，奉天省议会与吉黑两省的代表会议，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总司令，并正式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张作霖继续霸占东北。
  ７月间，张作霖将巡阅使署和督军署合并，组成保安总司令部，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各省省长也以虚伪的“民选”形式，确定下来。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魁升为吉林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至此，张作霖在东三省的“联省自治”就完成了。东三省脱离中央，完全成了张作霖军阀割据的一统天下。
  直奉一战，奉军之所以失败，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
  从国内看，在军事上，奉军的军事素质很差，管理松弛，训练缺乏，军纪败坏。只有郭松龄旅、张学良旅和李景林旅能打仗，其他各部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政治上，奉军被认为是日本支持的军队。在直奉的电报战上，吴佩孚把奉军骂得狗血喷头，使奉军没有取得人们的同情。
  从国际看，华盛顿会议刚结束，日本在会上受到英美的孤立，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地支持奉军。而吴佩孚却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这也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消灭叛匪
  吴佩孚对张作霖恨之入骨，欲置张作霖于死地。除前方攻打外，又在张作霖的后方放了一把火。直奉两军在榆关对峙时，５月２６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这是吴佩孚派人深入到吉林省策反的结果。他们收买了卢永贵，鼓动他独立。接着，北京政府又宣布奉督张作霖、吉督孙烈臣和江督吴俊升为叛逆。进而，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遥与远在关内的吴佩孚相呼应，里应外合，使张作霖有家难回。
  高士傧是前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而孟恩远就是被张作霖逼走天津的。当时，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也被撤职查办。这一箭之仇尚未得报，现在时机来了。原来，吴佩孚打败张作霖后到达天津时，孟恩远前去找他，希望恢复吉林督军的权位。吴佩孚乘机挑拨说，要想当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孟恩远受到鼓动，便找到他的外甥高士傧，商量怎么办。高士傧跃跃欲试，自告奋勇到绥芬河策动卢永贵起事。通过孟恩远的介绍，吴佩孚任命高士傧当上了这个讨逆军总司令，让他回到吉林放火，以便把张作霖的后方搅得烟雾腾腾。这是吴佩孚从堡垒内部攻击敌人的一个策略。
  高士傧接受任命，踌躇满志，遂乘船到达海参崴。经海参崴到绥芬河，同卢永贵接头，于是卢永贵宣布独立。这只游击队只有二千人左右。他们由绥芬河乘火车西进，和护路军警互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胡匪，一时声势甚壮。一路之上，他们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准备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２７日经过海林时，听说宁古塔驻军一团人，担心这支部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从一面坡回到海林，下车占领海林为根据地。他们拟先解决这支部队，再行西驶。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吃惊不小。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剿灭这股叛匪的重任，那就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张作霖是有恩于张宗昌的。
  这位张宗昌是有点来历的。他是山东掖县人，生于１８８２年，家里一贫如洗。原名张田，后改名张宗昌，字效坤。小时候，读过一年私塾。虽然吃得不好，他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年轻时，曾在县衙门里当过捕快。
  １８岁时，他独自一人去闯了关东。挖过煤、淘过金、修过路，还当过镖手。他无所事事，整天同三教九流厮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