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德军衣庄。与张作霖事先约好的曹锟随后于１６日午后６时，到达天津，入住曹家花园。
  当晚曹锟拜会了张作霖，举行了第一次会见。张作霖和叶恭绰、王乃斌、张景惠、曹锟、曹锐等共进晚餐，并就内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主张在天津开会，内阁总理靳云鹏只得听他们的，也于１８日到天津。张作霖一见到曹锟，就故作亲切地握着曹锟的手，话里有话地问道：“三哥，你看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把曹锟造得一头雾水，一时语塞。张作霖的意思，亲戚是指他自己。因为张作霖的第四子张学思和曹锟的第六女曹士英定了亲，那时定亲就是亲家。部下是指曹锟的干将吴佩孚。接着，张作霖就显得极为关切地给曹锟出主意，让他注意吴佩孚，说吴佩孚有很大的个人野心，很难驾驭。张作霖表面关心，实则挑拨。张作霖是作戏的能手，他对曹锟表示衷心，指天誓日地说：“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②当然，曹锟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他和张作霖虚与委蛇。
  因河南战事耽误行程的王占元，于４月２５日晨终于到达天津，进入前奥租界新邸。２５日，在曹家花园，靳云鹏、张作霖、曹锟和王占元四巨头会开始，议论了讨伐南方的问题。以后的会议在曹家花园和恒记德军衣庄轮流举行。这一次不是过去召开的督军团会议，而是比督军高一级的巡阅使会议，引人注目。“天下耳目尽皆集中天津”。其实，正式会议只开了两天，２７日，通过谴责孙中山的电报，指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在电报上署名的有张、曹、王三巡阅使和各省军民长官３２人。２８日，讨论财政问题，这是会议的焦点。列席会议的曹锟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首先发难，指责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公。他提出，直军欠饷平均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但最近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助库仑难民，先后领到军费２００万元和开拔费１００万元，而直军才领到５０万元。
  内阁总理靳云鹏诉苦道：“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话，心中火起，依仗他哥哥是曹锟，拿起茶杯就向靳云鹏的头上摔去，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受此羞辱，也勃然大怒，骂道：“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到这个样子，知道不会有好的结局，便也叫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①
  靳云鹏要辞职，会议一度陷于停顿。其后，经过有关人的斡旋，靳打消了辞职的念头。５月１日，在恒记德军衣庄再次召开四巨头会，协商阁员问题和财政问题。５月２日，三巡阅使和各总长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就各项问题作了大致的决定。天津会议结束后，５月５日靳云鹏返京，向徐世昌汇报天津会议的有关情况。同时，张、曹、王三巡阅使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拥护靳内阁。会议就这样，在争吵声中结束。
  ５月６日，受徐世昌之邀，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分别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摆下盛宴，欢迎他们。他们分别向徐世昌作了汇报。但他们感到心中无数，就滞留北京不归。直到２４日、２５日徐世昌在大总统府怀仁堂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们才开始各自返回。
  ５月２５日午后，徐世昌总统在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召开蒙古善后会议。与会者有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位巡阅使，及靳云鹏总理以下各阁员，还有在京的其他蒙古王公等四十余人。就内蒙防乱、外蒙平乱等问题，进行协商。关于当前急务是征蒙问题，正式决定全部责任委之张作霖。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定指挥官全由张作霖负责。最后，徐世昌总统说道：“政府决定讨伐蒙古，其目的在于讨伐土匪，安定民心，结五族共和之果，以保全领土完整。今特命令张作霖出师，急速戡乱。”
  张作霖慷慨陈词：“外蒙乃中国之领土，今终为异族所占领，使中国国民蒙受奇耻大辱。保全国土，军人有责，征蒙问题已再无讨论之必要，作霖既已从元首受命讨伐，不日即将率关东健儿，为收复外蒙而驰骋于漠北原野。如能从异族手中夺回蒙古，作霖虽死于万里塞外，区区之身亦不足惜。”①张作霖的这个坚决的表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５月３０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兹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对凡有一切剿抚计划，皆赋予全权以便权宜行事。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息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
  ６月５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７月５日，北京将蒙疆经略使印绶送到奉天。７月６日，发表了事先制定好的经略使署官制，任命了各级官员。
  自此，张作霖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而且进一步染指于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曹锟于２８日，王占元于３０日，张作霖于３１日才返回各自的驻地。此次会议，从４月１６日直到他们各自归任，开了约四十余天。三个大军阀都比较满意。
  这次政治分赃，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额。
  直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当上了河南督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阎相文当上了陕西督军。
  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新得到了三个特区。这三个特区和东三省毗邻，整个北方连成一片，都成为张作霖的统治范围。张作霖捞到了很大的实惠。张作霖多年的宿愿，就是把满蒙连在一起，归他统治。这是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进了一步，成了满蒙王。张作霖欣喜若狂。当时，察哈尔都统是奉系将领张景惠，自家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然不是奉系，但奉系邹芬旅驻防桃林县，对马部是个威胁，马福祥只得听从调遣。只差一个热河，热河都统是北洋元老姜桂题，一时不好对其采取行动，只得等待时机。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长江流域他仍然为领袖。直奉两派获得暂时妥协。
  但平静没有多久，就又起纷争。王占元在天津开会期间，湖北兵变发生了二十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６月３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驻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发生大规模兵变，变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６月７日，武昌也发生兵变，变兵居然是王的直属部队。王的统治岌岌可危。湘军打着“援鄂”的旗号，企图占领湖北。王深知，他的军队打不过湘军。王不得不向吴佩孚求援，这正中吴的下怀，吴派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但前锋到达汉口，就驻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打败，宣布辞职，吴军也没有前进一步。鹬蚌相争，吴佩孚是在坐收渔人之利。８月９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的吴佩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长江流域。
  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历来瞧不起小小的师长吴佩孚，可吴现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系又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立即以辞去蒙疆经略使来要挟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只得把原来的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１０月１日，任命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作霖才出了这口气。直到这时，张作霖才真正的成了满蒙王。但是直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了。
  倒靳扶梁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奉系作为强大的靠山。靳云鹏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靳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徐树铮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因此，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４日，北京政府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１０月３１日，众议院通过了靳云鹏提名的内阁。后来，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对，又对阁员名单进行了微调，安排了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这个提名才于１２月３日在参议院上通过。
  当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很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他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一直在设障拆台，企图倒阁。由于外交问题、学潮问题、财政问题等无法解决，同时，直皖战争就要爆发，１９２０年５月９日靳云鹏决定辞职，并致电曹锟、张作霖不要挽留他。５月１４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暂代内阁总理。７月１４日到１９日，直皖战争打了６天就结束了。
  战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靳云鹏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７月２３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２６日，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曹锟马不停蹄地于２８日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８月４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组成靳云鹏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个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３０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１０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１６日到北京，１７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９月４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把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了一次倒阁风波。
  那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１９２１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