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在靠近袁世凯的同时，还是不断地和日本明相往来，暗送秋波。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张作霖当上了师长，权力更大了。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来奉，张作霖认为这是一个表示亲近的好机会，便秘密拜访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后，张作霖又拜访了日本奉天满铁公所所长左藤，进一步表示对日本亲善之意。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和２７日，张作霖又两次拜访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体援助”。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段芝贵派张作霖代表他到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期间，他乘机和日本驻朝鲜的寺内正毅总督会见，多方谄媚，对寺内极尽拉拢之能事，寺内对张作霖也百般笼络。后来，寺内正毅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国。这为他们之间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巴结日本，希图取得日本的支持，这是张作霖扩张势力、称雄东北的一个基本策略。不过，此时双方还处于起始阶段。互相靠拢，但还没有实际行动。
  险被炸死
  这些看法是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蒙独立运动”紧密相关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其实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日本的运动。日本妄想把内蒙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一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叛匪。而宗社党的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５日，清廷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保存实力，肃亲王善耆等一伙六十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２月５日密潜到旅顺，被日本人保护起来，待机而起。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组织，其成员都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东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必须除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
  川岛浪速一派在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失败后，贼心不死，于１９１６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在前清时，曾担任过民政部尚书善耆的警政顾问，他们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川岛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华活动。这是当时日本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普遍作法。
  他们表面上是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但实质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侵略别国的间谍。这一派的日本统治集团，在计划、财政、人员、武器等方面，都做好了在东北举事的准备，但后来由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认为“极为不妥”。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成功，便会有“暴露意外丑态之虞”。不如策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较为稳妥。这个看法，得到了日本外相石井和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支持。于是，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便没有举行，而是采取了策动张作霖独立的作法。
  但是，川岛浪速一伙暴徒却策划了一个暗杀张作霖的阴谋。他们认为“擒贼先擒王”，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趁机操纵之。１９１６年５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①。会议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尉（少佐）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磨刀练兵，执行刺杀任务。他们选择了一个张作霖必定出现的机会，那就是５月２７日。
  这一天，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都返日经过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闲院宫的经过表示尊敬”①，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等乘５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关附近，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刺客是时任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但是，他们没有见过张作霖，看汤玉麟煊赫的气派，把汤玉麟误认为是张作霖了，炸弹就投向了汤玉麟。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正路过小西边门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在马队卫兵的护卫下，绕道从胡同穿过大西门驰回将军行署。但在途经奉天交涉署时，又遭到炸弹的袭击。张作霖在路经大西城门里的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玩马的出身，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可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两次刺杀，没有动张作霖一根毫毛，张作霖可谓命大。当然，这和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有关。
  张作霖惊慌失措地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也就是后来的大帅府。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径直进到府里，赶快去见张作霖。张作霖气愤地问道：“他妈拉巴子，谁干的？逮着没有？”汤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话刚说完，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慰问是假，探听是真。
  张作霖正在更换衣服，他一愣神，脱口而出：“来得好快呀，让他们进来！”日本人进入客厅，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将军，您受惊了！”张作霖和他们虚与委蛇，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声音朗朗地说：“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还有劳各位前来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哈哈大笑，接着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事后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这一次炸张，本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其实，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过去了①。
  多年以后，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回忆录时，道出了真实情况：“这个凶手是日本人。”“这个阴谋丢尽了日本的脸。”这位日本人倒是能够面对历史事实的。其实，第一次爆炸后，矢田总领事立即跑到现场。他看到，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堪言”。矢田总领事“拣到没爆炸的炸弹，并带回给本乡房太郎上将看，本乡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当时日本人就明了是他们日本人干的。
  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他知道，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张作霖。１２年以后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日挑事端
  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３日，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给价太低，卖鱼的小孩不想卖，吉田就动手痛打这个小孩。驻地奉军是第二十八师骑兵第二十八团，其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恼羞成怒，对士兵报以老拳，打不过，就跑到日军守备队，告歪状。并由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二十余人，奔至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不得不开枪还击。结果发生枪战，双方各伤亡十余人。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一面电求附近日军来援，一面向辽源当局提出中国驻军须一律撤出城外３０里。后日军两个大队从铁岭拥至，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并张贴告示，无理地宣布自郑家屯至四平街３０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当时四郑铁路还没有通车，日军就将此一线路划归了日本。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家屯事件。
  日本制造郑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内蒙马贼头领巴布札布为首的蒙古叛匪。同时，帮助大连的宗社党叛乱。日本的设想，是在郑家屯这个战略要地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
  在郑家屯事件之前，于６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宪奎和日本军官纠集五千余胡匪，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蜂拥南下。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６日，被吴俊升部击败。巴布札布龟缩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伺机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军的保护。此时，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八百余人也组成“勤王军”，乘坐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败军。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汇合的局面。８月３０日，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给予犒赏，并鼓动他“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踪是掌握的，对川岛浪速的所为也是了解的。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对他的东北王的地位是个严重威胁，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铲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势力强大，亦不能轻举妄动，要适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围郭家店的情况下，又同川岛浪速进行了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布札布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一举将其歼灭。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张作霖也担心事态扩大，就对巴布札布的撤退采取了规避的态度。这样，巴布札布就安然地退走了。
  １９１６年９月，他们向热河方向逃窜。１０月７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西林县，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由于准备比较充分，打退了巴匪的进攻，并俘获了一些巴匪。李传勋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逐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可知，巴匪内还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后来，巴布札布被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击毙。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由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决定对北京政府给予支持。日本当局便决定甩开宗社党这帮无用的老朽，于８月１９日同宗社党达成协议，在两个月内解散宗社党，头目给予巨额遣散费。从此，宗社党便消失了①。
  关于郑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国提出了８条苛刻的要求。张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１１月２６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反复交涉，张作霖断然拒绝了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