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扶他倚在床头。我知道是回光返照，又抱着一丝侥幸，我竭力想找出
  一点高兴的话来说说，可实在是想不出什么高兴的事。好像还是生拉硬扯地
  说过几句什么，父亲显然并没有听进去。
  他长叹一声：“你们以后怎么办啊！”浑浊的泪水沿嶙峋的面颊淌下。
  我说不出话。我想不出任何可以安慰他的言语。我不知道陆游儿子听到
  《示儿》时怎么想。我想哭，但好像没有哭出来。我已经麻木了。以后怎么
  办，简直是一个不敢想的问题。我在四川当兵。妻在黑龙江农场，且拖着病
  残的身子，唯一的姐在浙江也是个多年无法上班的病人。剩下病病歪歪的母
  亲，今后孤身一人怎么在上海生活？
  以后，父亲再没有清醒过，慢慢烧尽最后一滴生命的油，终于，灯灭了。
  灯灭时，连“卟”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
  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灯灭时，连“卟”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
  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就处在工作调动的两难之中。我们绞尽脑汁
  设想对策，我们四方奔走寻找门路。当我们终于在上海安顿下来，腾出了感
  情和精力，却已经无法再为父亲做一些什么了。当然，即使在当时，我也做
  不了更多的什么事。对晚期癌症，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但我还是内疚。
  最使我内疚的是杜冷丁。杜冷丁是一种止痛麻醉剂，奇缺。医生再三关
  照，杜冷丁里含玛啡，会上瘾，千万不能多打。其实，上瘾就上瘾，只要有
  足够的量。问题是买不到足够的量。
  现在，我回上海十多年了，我已经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了
  一张属于我的“网”。或许，买几盒杜冷丁不是办不到的事。可是那时候，
  我刚回上海。不，还没回上海。我离开上海时是个未涉足社会的中学生，八
  年之后，上海对于我是个完全陌生的冷冰冰的城市。我去找谁？我到哪里弄
  杜冷丁？
  靠医生的慈悲，靠有限亲戚的帮忙，总算凑足一盒——10支。10支是个
  多么有限的数目。一天一支能用十天，一天二支能用五天。。这
  10支只能留
  在最后，留在父亲最最痛苦最最不能忍受的时刻。
  我守在父亲床头。父亲呻吟着，说：“打一支吧！”我就解释：“爸爸，
  医生说杜冷丁会上瘾，能不打最好不打。”父亲看看我，似乎点了点头，合
  上了眼。
  后来，看样子实在不行了，我下决心动用杜冷丁。但还是留有余地，半
  支半支地用。必须省，要留到最后的时刻。
  我没想到，最后的时刻无声无息来到了。我不知道会这么快。直到父亲
  辞别我们的时候，仅用了一支半！剩下八支半杜冷丁徒然躺在纸盒里。
  我后悔！我骂自己混蛋！你这个做儿子的怎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很
  有克制力，他不会轻易喊痛。我应该知道，可我没料到父亲的自制力如此惊
  人！我内疚，在内疚的同时，我对父亲肃然起敬。
  内疚的事还有，我想到开刀那一天。
  癌症病人要不要开刀是颇费踌躇的。父亲
  1957年患胆结石也是在这家医
  院动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他对主刀的李医生很感激、很信任。这次又提出
  要李医生动刀。20年过去了，李医生已经是外科主任，是闻名全市的“一把
  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凡
  人皆有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凡
  人皆有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李医生来替父亲检查，在父亲肚皮上按摸，从他的脸上读不出一点儿信
  息来。按摸完，他没说一句话，走出病房，走到医生办公室，在水龙头下仔
  细地反覆地洗手。我从病房跟到办公室，想问，却没问。
  他看看我：“开刀吗？”
  我畏怯地问：“您以为。。”
  “你们家属定吧。寄希望于我的错误。”
  我没听懂，看着他。
  他说：“X光片子诊断是结肠癌。如果真是结肠癌，那就好了，把肠子
  割掉一段，多割一点，没问题。可是，据我诊断，癌不是在结肠上，不是结
  肠癌。癌长在后腹膜上。如果长在后腹膜上，根本就不能动刀，一动就会大
  出血，就会死在手术台上。就这样，你们自己决定吧。”
  我似乎仍然没听明白。X光是现代化医疗仪器而李医生只是隔着肚皮，
  用手在外面摸了摸，就能摸出癌是长在什么地方？
  生活又出了个两难的题目：只有李医生医术高明，父亲才有救；而如果
  李医生过份高明，高明到超出
  X光的话，父亲也没救了。
  “那就。。还是开刀吧！”不开刀又怎么办呢？
  进手术室之前，父亲对我说：“如果手术进行得进间长，还有救；手术
  时间很短，就没救了。”
  父亲是老病号，久病成良医，很有经验了。他已经知道是癌。不知道他
  怎么会知道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看着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去。
  不幸被李医生言中。我诅咒李医生那只似乎有魔法的手。诅咒是毫无道
  理的，可我止不住地要诅咒。果然不是结肠癌，是腹膜癌，学名叫什么“间
  皮细胞瘤”，打开腹腔，又原纣不动缝起来，推出了手术室。
  我坐在父亲病床前。父亲从麻醉中醒过来，问我几点钟。我告诉他。他
  轻轻叹口气：“没有动刀。是不是没有动刀？你告诉我。”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
  “你给我说实话。我都知道。你放心好了，我受得住。养病我有经验，
  等刀口恢复了，我打太极拳，用自身的抵抗力来战胜它！”
  我看着父亲。我相信他。他养病确实有经验。1957年，因为胆结石被另
  一家医院误诊，耽误了而影响肝，开刀时发现肝已完全硬化。可是，居然靠
  太极拳逐步恢复了健康。或许，他也能对付癌。
  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安详地闭眼休息了。
  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安详地闭眼休息了。
  可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后悔。为什么不瞒呢？问你几
  点钟，你不会瞎说一个时间吗？病人吊着液又设法看表，他麻醉过，哪有什
  么时间的概念？为什么不让父亲在比较轻松的心情下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
  光？即使他怀疑，总不能确定，总还抱着一线希望。我“诚实”得太残酷了！
  开刀以后，居然不痛了。也许是在打开腹腔时切断了致痛的神经。父亲
  确实打算和癌搏斗一番，拆线后就下床在走廊里来回走，扶着墙，很吃力地
  走。但他终于没能打太极拳。
  1976年元月
  9日早晨，医院走廊里隐隐约约传来哀乐声。哀乐声是从收
  音机里传出的。父亲让我去打听。周总理去世了！父亲听完，闭上眼，很久
  很久，才睁开来，有气无力地说：“去买黑纱。总理的黑纱要带的。”
  我赶快去布店。布店里已排起长队。我终于搞到黑纱赶回医院。父亲躺
  在床上，没法戴黑纱，看着我们戴上。他默默地听我和病房里其他人谈论周
  总理、谈论不让设灵堂的奇怪规定。
  父亲很注意地听，有时显得很吃力，但我没有阻止他，我理解他的心情。
  但他不插话，连其他的话也很少很少。直到出院。
  让父亲出院是个残酷的决定。他不是病愈出院，是。。那意思谁都明白，
  只是说不出口来，对医生的决定当然就不满意。
  “不出去！”
  “哪有这么容易，说走就走？”
  “都是这么拖着的。”
  病友们也纷纷帮腔。
  父亲说：“出院吧，占着这个床也没意思，别人倒住不进来。”
  就这么出院了。
  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它常常会提醒人生命的短促，能够聊以
  自慰的是生命尚可通过子嗣的繁衍而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我就时常感觉到父
  亲的一部分生命尚活在我的身上。
  父子之间生命信息的联系有时是很神秘的。很久以前我就感受到了，那
  时候却把它归结为“阶级烙印”。记得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还是刚刚加入
  共青团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检讨自己“斗争性不强”、“情面观点重”、
  “温情主义”等等，屡检讨屡犯，年年复年年。于是把根源挖到“小资产阶
  级烙印”，挖到父亲，挖得“心服口服”。父亲是银行职员，解放前在中国
  银行，解放后转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曾担任储蓄科长，后被免职了。
  据说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参加打老虎队不积极，温情主义。于是，我的“斗
  争性不强”便找到了确凿的渊源。我曾下决心割掉父亲的这条尾巴，却终于
  割不干净。那时候是颇遗憾的，现在却坦然了。我甚至希望能多留一点父亲
  的“尾巴”。
  割不干净。那时候是颇遗憾的，现在却坦然了。我甚至希望能多留一点父亲
  的“尾巴”。
  父亲的一生是幸福的。尽管他并不富裕、并不顺畅、45岁就开始长病假、
  充满一个又一个的遗憾，但凡具有人类美德的生命都是幸福的生命。如果他
  的生命能够延长半年，延长到
  1976年
  10月，能够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离开
  这个世界，一切就完美了。
  无尽的父爱
  无尽的父爱
  那趟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准确的运行时刻表。父亲就死死守在
  铁路道口，从凌晨直到黄昏。
  父亲老了。意识到这一点，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的事。
  。。还是在许多年以前，我和弟弟都还小，父亲在我们心中总是那么年
  轻、那么自信、那么壮实有力。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青灰的砖
  墙、青灰的屋脊合拢来，只在头顶留出一方紧窄的天空。晴朗的日子，各家
  洗了衣服要想晒到太阳，必得撑到屋檐上去。我和弟弟试了好几次，结果不
  是竹竿头挑下了瓦片，就是整竿的衣服“叭嗒”掉在地上。这时候，父亲回
  来了，乐嗬嗬地说一声“走开，小家伙！”接着双臂一张，一竿水淋淋的衣
  裳便被他轻轻松松举上了瓦檐，随即荫了一溜阳光。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
  我也像父亲那样有如此这般举重若轻的臂力呢？
  小时候父亲要求我每天临帖练习毛笔字，常常是他的大手包着我的小
  手，横、竖、撇、捺，要我感受那笔画中的急缓顿挫。小天井里，邻居家的
  孩子们正玩得开心，嬉笑声、打闹声一阵阵传来，而我却小心翼翼端坐案前，
  目光和心思全在碑帖纸页之间，不敢恍惚、更不敢游移。因为我分明感觉到
  身后父亲粗重的呼吸和一脸严肃得怕人的表情。我知道，此刻哪怕只要稍微
  有一点分心走神，父亲的大手便会啪地一下打上来。
  ——如今，父亲斜倚在客厅那张旧沙发里，他似乎并不打算端端正正坐
  好，他那发福的身体完全随着沙发的起伏呈一条奇怪的曲线。本来说好了陪
  小孙孙看完一集电视动画片的，可乐声刚起，父亲已经耷拉着头，响起了微
  微的鼾声。
  父亲年轻时不轻易有鼾，除非是在劳累之极的时候。他可以连续一夜两
  夜伏案写作，既不用烟卷提神，也毋须浓茶润喉，只是那么笔直地坐着，任
  那团橙黄色的灯光笼罩，“笃笃笃笃”只听见笔尖在一张又一张白纸上不知
  疲倦地走下去、走下去。有时，我突发奇想要数一数父亲的笔声，但每一次
  都是我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父亲依旧雕塑一般端坐在椅子里，那
  “笃笃”有势的笔声却已不知响了几千遍儿万遍！直到他工作完毕，才灭了
  灯盏，伸伸腰腿，喝下一碗母亲热在火炉上的豆浆，就顺势在我的床上胡乱
  一躺。哈，头才落枕，那鼾声便气势雄壮地响起来。弟弟拔下一茎草梗，在
  父亲响着鼾声的鼻孔前蹭来蹭去，殊不料，父亲一个喷嚏将那草梗喷了个无
  影无踪！父亲醒来，我将弟弟的顽皮说给他听，他却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睡
  觉会鼾声如雷。他说自己的睡相极好、极安静，假如真那么“嚣张”，最怕
  吵扰的母亲肯嫁给他吗？
  父亲真的有一夜安静下来了，那是在他被下放去“五·七干校”的前夜。
  ——从黄昏开始，他就独自在窗前那张藤条松脱的椅子上坐下来，不开灯也
  不握笔，兀自望着渐渐模糊的玻璃窗，望着窗外水一样漫漶的苍茫暮色。那
  时，母亲因为有一位在台湾的姐姐被批斗关押在“牛棚”里，就是父亲远行
  也不准回家探望。昏暗中，父亲默默地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头，欲言无语。该
  说的话已经说了，该买的这个月的口粮也已经盛在米缸里。“往后。。”望
  着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