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的。”
  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商榷、批评性质的文章一律不写。
  这一门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错误，首先就必须去读他读过的那些书，必须很仔细地去想有关的问题。照他的话说，你要不努力读书，就只有被他牵着走了。
  第二门课是许振洲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许老师在法国念过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的风度。他讲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总是拿中国的事情来印证；他说话也特别注意精炼，因为“话多伤神”。话讲得越少，就可能越精辟，往往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他也能发人所未发地讲出新的意思来。我们上他的课，先从《雅典政制》读起，最后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确实也读到了很多有趣的思想。
  第三门课叫做《翻译理论与实践》，但是上课的唐士其老师一上来就让我们读《政治学》的英译本，半期考试是翻译《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篇，期末则要翻柏克的一封信。他上课的时候，先把材料发下来，让大家看一会，然后每个人都站起来翻一段，翻完一段他再讲一段，翻不出来的同学就很尴尬。可能是他这样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大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考外语找工作去了，所以坚持上这个课的人不多。而我意识到这个课能使我有机会去熟悉经典，所以一直上得很认真。
  （三）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2）
  张锐/任羽中
  唐老师在东京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训练，除了英、俄、日、德四门外语之外，他还一直在自学拉丁文，所以他写文章一般都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后来他帮我改本科毕业的论文，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这三个老师对学生也都特别好——有一次学生问潘维，“您认为在国外教书和在国内教书有什么区别”，他说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学生也喜欢他，不过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老师
  说话很有意思，带着一些外国口音，挺逗的；回北大教书则总是充满了成就感，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教的就是身边这些芸芸众生的孩子，都是“自己人”。
  上完这三门课，我对于“什么是学问”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也使我在后来决定研究生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比较政治学方向。可以说，好的老师可以给学生指出一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道路，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生活方式，让人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没有老师的点拨，你在求学的道路上可能要多走好多弯路！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高不可攀。
  （四）我的网站经历
  张锐/任羽中
  前一章里我提到了“跨世纪的中国”系列讲座，因为这些讲座的缘故，我和几位学者有了联系。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易杰雄教授当时给我们讲了国家创新战略的问题，后来我就经常到他的书斋去聊天。他还给我列了一个书单，教我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这本书文字最生动，容易读；　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对整个西方的哲学史有一个通盘的印象，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读不懂的时候也要硬着头皮往下读，反复几遍之后总会想出些道理的。
  放寒假之后我就在北京多呆了一段时间，准备趁着学校里人少、安静，一个人读读书。可是没两天一个清华大学的朋友找到我，要我参与他们的“创业计划”。原来，有一个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老板希望搞一个教育类的网站，而且拿了一笔钱出来找大学生做。这个时候国内的“网络经济”泡沫还没有完全破灭，各种网站仍然此起彼伏，大家都准备进去分一杯羹。
  可我是念政治的，哪里懂什么网络啊。朋友却说什么也不用懂，做网站就是一句话：想方设法把老板的投资“烧掉”，然后争取能制造一些新闻，看起来很火的样子，再然后就等着别的老板来高价收购——两年以后，我看《大腕》的时候，听到精神病院里边那段著名的对白，周围已经笑成了一片，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因为我算是看明白了，冯小刚、英达他们做的艺术，根本不是夸张，根本就是真实。
  说好奇也好，说碍于情面也好，我开始帮着朋友张罗起来。先是策划网站的开通仪式，我们找到怀柔县的一个农村中学，拉了一卡车初中生来“壮声色”，连哄带诓地让他们听了半天老总训话、各界代表人士致辞；然后我又想办法请了几个同学去做“高考状元在线咨询”，希望能靠这个来提高点击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吹捧文章，比如某某网站引导信息教育新潮流之类的，写完了连带着红包送报馆去，不久可以在中缝或者广告栏的旁边看到，我的署名一般是“任言实”。
  这个样子稀里糊涂过了二十几天，老板带着财务来发薪水了。一个月我居然挣了两千多！签完名字以后我就想，原来钱这么好挣？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样？还成吧？下个月争取再加点。”
  我摇摇头，“我还是觉得干不了，反正网站也开张了，你就放我回家过年吧。”走出写字楼我就想，这个样子玩下去，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做学问的功夫都得废了。如果把这个月的时间用来读罗素、黑格尔，我会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这个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
  （五）要有一点“呆气”
  张锐/任羽中
  总而言之，大三这一年我读书和写作比前两年更加卖命。大一、大二的时候，毕竟还没怎么入门，读书很多时候就浮在面上，现在总算能读出一些味道来了。而要完成一篇论文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前几周一直在图书馆里泡着整理文献，最后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一般早晨七八点钟爬起来就把电脑打开，然后一直弄到中午。有时候会忘了吃午饭，到下午两点觉得饿得受不了了，就煮一大锅方便面解决问题——顺便插一句，大三可能是我有史以来食量最惊人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看庄则栋的回忆文章，他说1965年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时
  ，天气很炎热，大多数人都吃不下饭，但是他一顿饭还是能吃十七个馒头，所以他精神很好，能够拿冠军。
  《三国演义》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的饭量很小，管的事情太多，马上就高兴起来，因为他算是看透了对手，吃得少肯定难以持久。而舅舅给我写信的时候说，要“每天长跑三千米，散步三千米，吃饭一斤半，学习十二小时以上”——惭愧得很，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文思枯竭，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到南门外边的“风入松书店”或者东门外的“万圣书园”看一个钟头的新书，在书店里站一会，可能就又有想法了。
  后来我还和四川师大的王川教授聊过几次。他的房子很大，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小书房里，书放得满屋都是，看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晚上熬夜不说，白天他也很用功，为了把时间省下来，他就规定每一顿自己只吃一种菜，比如早晨他到楼下买了一斤苦瓜、一斤南瓜，那么午饭他就把一斤苦瓜全部吃掉，晚饭则把南瓜全部吃掉。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很少吃主食，因为已经做了一样菜了，再弄主食就“麻烦”。
  所以——我想，一个人真要做点学问的话，可能必须要有一点“呆气”，有一点疯狂的精神。我当然也主张在大学里边全面发展，不过该你读书的时候就必须像谈恋爱一样，早也想她晚也想她，为了她甚至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这一年系里的学生会已经轮到我们这一届来唱主角，于是我做了一年的学术部长。不过我也不会当“官”，不想指挥别人去做什么，完全是无为而治。有的师弟师妹很有热情，希望也做个什么什么“工程”，我就尽量帮他们争取系里的支持，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看见他们有了成绩，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坚信，在一个团队中，你的收获和你对别人的帮助是成正比的。
  （六）（1）
  张锐/任羽中
  到暑假的时候，我得到了两个很好的机会。第一是“明德”基金决定继续资助我们进行暑期考察，而且大家都希望去四川，于是我当了一回导游；第二是韩国的汉城大学准备举行一个东亚四国（中、日、韩、越）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系里决定让我去。非常巧的是，这两个活动也都有张锐参加，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
  去四川的考察时间只有一周，去之前我们在一起讨论了好几次，最后拟定了一系列的主
  题：一、当时四川的遂宁市有一些乡镇正在搞基层民主选举，海外的学者都很关注，而我们中间学政治和法律的希望去实地了解一下，争取和当地的有关人士谈一谈；二、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联系了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想和他们座谈一次；三、四川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在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经验，四川省人大也就遗产保护问题专门立法，在全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都江堰市政府和旅游局去了解有关情况；四、成都报业竞争全国闻名，我们打算拿出一天的时间，去《成都商报》“实习”，跟着老记者出去跑跑，除了了解市民报的新闻运作方式之外，还可以对成都的市井风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在成都以及附近地区开始了活动。时间虽然短暂，可是我却发现，我这个四川人其实一点也不了解四川。比如说，在我从前的印象中，地方官员就是喜欢说大话、空话，只会钻营不做实事，但这次考察中接触到的各种级别的官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思想观念解放，业务精通，谈吐很让人佩服，对于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体制弊端，他们的认识也并不模糊。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总是自命为精英，喜欢批评时弊，而且非常容易偏激起来，但是“坐而论道”的人更应该体会一下“起而行”的难处，批判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除了愤世嫉俗以外，你更应该有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从四川回北京以后，我紧跟着到了韩国。汉城大学把我们安排在学生宿舍里住着，并且发给若干饭票，每天自己去食堂吃饭。所以在这里的二十天，我吃够了各式各样的泡菜，只有8月15日韩国国庆日那天，食堂里除了泡菜还有一碗参鸡汤，让我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汉城大学作为韩国第一的国立大学，学生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国立大学学费低廉，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都把汉大作为第一目标，所以入学考试竞争极其残酷。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学校行政人员就讲，他的女儿在考试前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简直就是玩命一样地学。我们认识的韩国学生，有的家住在仁川，每天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来上学（汉大只为一年级的新生提供校内宿舍），而在地铁上，所有的学生都在背书。
  （六）（2）
  张锐/任羽中
  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也实在让我们吃惊。刚到汉城的时候，中、韩两国就正式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而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原来一些韩国的社会青年为了抗议，集体跑到公园里边，每个人都切掉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
  我们当然不觉得这样的做法怎么恰当，但是你也可以想见，这个民族是根本受不得一点轻慢和侮辱的。就是靠这么一种不服输的骨气，他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富国之列。
  在韩国期间，我们参观了国会、宪法法院、证券交易所还有各种各样的名胜古迹，但是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到现代集团听到的郑周永的故事。
  和大部分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郑周永出生贫寒。他儿时生活极为贫苦，并且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所以他只念了小学。后来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从农村跑到汉城做小工。当时的工人集体宿舍臭虫非常厉害，咬得根本无法睡觉，于是工友们都睡到饭桌上，可是臭虫居然能沿着桌腿爬上来。郑周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桌子的四条腿都放在盛满水的盆子里，这样臭虫爬上来之前就先掉水里淹死了。可是睡了两三个安稳觉之后，不知从哪儿又钻出许多臭虫，打开灯一看，郑周永“惊呆了”：　原来臭虫改变了方向，它们先从墙角爬到天花板上，然后冲着人掉下来！小小的虫子却有如此的智慧与毅力，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