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出头走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昆曲禁演，成员风流云散，有的唱样板戏跑龙套去了，有的下放劳动。十年离乱，天旋地转，大部分的成员居然又重聚一堂，登上舞台，把他们的绝活，呈现在观众面前。大班入学时，第一出学的就是《长生殿》的开场戏《定情》，三十多年后，这一批饱历忧患的艺人终于把《长生殿》全本唱完，大唐盛衰从头演起，天宝遗事细细说来。团长华文漪饰杨贵妃，华文漪气度高华，技艺精湛，有“小梅兰芳”之誉。当家小生蔡正仁饰唐明皇，扮相儒雅俊秀，表演洒脱大方，完全是“俞派”风范。两人搭配，丝丝入扣，举手投足，无一处不是戏，把李三郎与杨玉环那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演得细腻到了十分，其他角色名丑刘异龙（高力士）、名老生计镇华（雷海青）都有精彩表演，而且布景音乐灯光设计在在别出心裁，无一不佳，把中国李唐王朝那种大气派的文化活生生地搬到了舞台上，三个钟头下来，我享受了一次真正的美感经验。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词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达到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经过“文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而“上昆”成员的卓越表演又证明昆曲这种精致文化薪传的可能。昆曲一直为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实在太粗糙了，须得昆曲这种精致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
  那晚看了《长生殿》，意犹未尽，隔了两日，我又亲自到上海昆剧团去，向“上昆”几位专家请教，并且提了一些感想。那天下午参加座谈的除了几位主要演员之外，编剧唐葆祥、导演沈斌、编曲顾兆琳等也出席。我们首先谈到编剧，《长生殿》演出本是根据洪　　的《长生殿传奇》改编的，洪　　撰《长生殿》历时十余载，三易其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时瑜亮，是清初传奇的一双瑰宝。但洪　　本人为了《长生殿》却惹出祸来，康熙二十八年演出此剧，适在佟皇后丧葬期间，犯了禁忌，洪　　连个监生也丢掉了。当时有人作诗：“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中国人演戏贾祸倒也不始自今日。明清的传奇，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冗长，洪　　的《长生殿》长达五十出，演完据说要三天三夜。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3）
  这次的演出本缩成了八出，定情、禊游、絮阁、密誓、惊变、埋玉、骂贼、雨梦，共三小时，删去了历史背景的枝节而突出明皇贵妃的爱情悲剧，这是聪明的做法。洪　　的《长生殿》继承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的传统，对明皇贵妃的爱情持同情态度，基本上是“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的历史剧。演出本“儿女之情”照顾到了，“兴亡之感”似有不足。原因是第七出《骂贼》跳到第八出《雨梦》，中间似乎漏了一环，雷海青骂完安禄山，马上接到唐明皇游月宫，天宝之乱后的历史沧桑没有交代，而原来洪　　的《长生殿》中第三十八出《弹词》是折重头戏，由老伶工李龟年口中把天宝盛衰从头唱到尾，词意悲凉慷慨，激楚辛酸，是洪　　《长生殿》中的扛鼎之作，与孔尚任《桃花扇》中《余韵》的【哀江南】有异曲同工之妙：“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弹词》大概是得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的启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杜诗中天宝兴衰写得极沉痛的一首，虽然杜甫写来举重若轻，浑然无迹。杜诗中的“江南”是指潭州（今湖南长沙），而洪　　却把李龟年移到了金陵（南京），其中显然有重大寓意。洪　　出身没落世家，出世前一年（一六四四）明朝便灭亡了。洪　　一生事业不得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父亲差点被充军，亡国之恨，隐隐作痛。金陵是南明首都，太祖陵墓的所在。明孝陵向为明朝遗老视作故国象征，顾亭林每年都去朝拜一次。《弹词》中的亡国之恨，其实也就是洪　　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表现得异常深沉，分外感人。我建议把《弹词》一出插到《骂贼》及《雨梦》之间，或者干脆取代《骂贼》，这样既可加深“兴亡之感”，而“天宝盛衰”又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这，当然都只是我作为观众的一点看法，不过“上昆”的几位专家倒热烈讨论起来，大家谈得颇为投契，不觉日已西斜，而我论曲的兴致却有增无已。于是我提议，由我做个小东，大家到饭馆里去，继续煮酒论诗。
  在上海，到馆子里去吃餐饭是件大事，有名饭馆早就让人家结婚喜宴包走了，有的一年前已经下定，普通的，晚去一步也挤不进去。“上昆”诸人带我到一家叫乔家栅的饭馆去，果然吃了闭门羹，他们提议道：“那么我们去‘越友餐厅’吧。”我一听，不禁怦然心跳，暗想道：“这下好了，请客请到自己家里去了！”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坏小说写不通就用巧合来搪塞，而真正的人生再巧的事，也可能发生的。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4）
  我少年时，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共住过三个家。刚到上海，我跟兄姊他们住在虹口多伦路，那时候堂哥表哥统统住在一起，十几二十个小孩子，好不热闹，吃饭要敲锣的。后来因为我生肺病，怕传染，便搬到沪西郊区虹桥路去，一个人住了两年；病愈后，考上了南洋模范小学，才又回到市区来，住在法租界毕勋路（现汾阳路）一百五十号里，在那儿住了半年，最后离开上海。这次重回上海，我去寻找从前旧居，三个家都找到了，连号码都没有改。多伦路变成了海军医院的一部分，作为小儿科病房，因为是军事机构，不能随便参观，需要特别申请，才能入内。从前那些卧房里都是些小病人，满地滚爬，我隔着玻璃窗向他们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地举手挥摆，十分可爱。房子的外表红砖灰柱倒没有改变，只是两扇铁门却锈得快穿洞了。骑楼下面有一张乒乓球桌，我敢断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们打球的那一张，那是一张十分笨重扎实的旧式球桌，虽然破旧不堪，架势还在那里。那时我们人多，经常分两队比赛，轮番上阵，喊杀连天。我们有一个堂哥，年纪最大，球艺不精，每打必输，到今天我们还叫他“惨败”，“惨败”堂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在纽约。上海市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了旧了四十年，郊区变化却大，虹桥路拓宽了几倍。我经过虹桥旧居，只见一片荒草中竖着一栋残破的旧屋，怎么看怎么不像，后来还是问准了附近的居民才进去的。房子配给了高炮单位，住进去七家人。我从前的卧房住着一家四口，新主是山东人，非常和气，知道旧主来访，异常殷勤。他忙着冲咖啡，又拿糖果出来招待，我们合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根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高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巨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顶，那么坚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子，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5）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煦路（今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一九三○年代起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阴，颇具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今岳阳路）交口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希金那首浪漫爱情长诗《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我倒喜欢得很，不知道普希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百五十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点特别，楼底是仓库、厨房，一进大门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楼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楼去。二楼是大客厅，大厅是椭圆形的，两极是两个厢房小厅，做饭厅用。客厅一面外接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水池，三楼才是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乘凉。我记得夏天晚上房中热气久久不去，我们都到凉台上喝酸梅汤，一直到露水下来，才回房去睡觉。毕勋路这栋房子也曾数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画院，客厅那些壁画，颜色犹新，大概经画院的艺术家修缮过。现在属于越剧院，有一面围墙打掉了，新起了一栋研教室。原来的房屋，二楼变成了“越友餐厅”，对外营业，三楼用做办公室。我得到越剧院的允许，去参观了三楼。原来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竟是我从前那间卧房，小时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剧皇后，我还在报上看过她扮演“祥林嫂”的剧照呢！那时她在上海红遍了半边天。她的办公桌搁在窗下，而从前我的书桌就放在那里，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会见一下那位越剧名演员。花园里的树木维护得很不错，那些香樟、松柏、冬青、玉兰苍翠如旧，一树桃花，开得分外鲜艳。水池干涸了，只剩下一层绿苔，从前水池边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红卫兵”打得精光。毕勋路一百五十号也曾历过劫的，据说连袁雪芬也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拉出去游街示众。最近我看了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写的那样恐怖吧。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6）
  “上昆”与越剧院有来往的，他们交涉一下，我们在“越友餐厅”的厢房里，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厅”的大司务是“梅龙镇”的退休厨师。“梅龙镇”是从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馆，现在还在，连门面都没有改。那晚的菜真还不错，价廉物美，一桌席才两百块人民币，较一些宾馆，好得太多。上海新兴的小厨子比起那些老师傅来，手艺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几位朋友痛饮了几瓶加饭酒，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历史，那份惊奇，我只留给了自己。一餐饭下来，我好像匆匆经历了四十年，脑子里一幕幕像电影一般。我记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毕勋路开舞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他们中西女中和圣约翰的同学，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个叫陶丽琳，是二姊的同学，英文歌唱得极好，那晚她唱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是支伦巴，男孩女孩跳得花样百出，从前上海学生跳舞是跳得灵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子也来了，还有几个圣约翰的校篮球队员。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男子们都争着去跟她们跳舞，女孩子的一番矜持、一番做作，就好像好莱坞的B级电影一样，而那幕喜剧，就是在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客厅里上演的。当年跳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欧洲，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真有天壤之别。这次我回到上海，还碰到一位当年跳舞的女孩子，她是风头最健的一个，谈到四十年前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舞会，她那张历尽风霜的脸上，突然间又焕发出一片青春的光彩来。
  我跟“上昆”诸友离开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时候，已是微醺，我突然有股时空错乱的感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道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流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进到戏中，人才能暂时超脱时与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头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原刊于1987年12月1日《联合文学》第38期
  收录于《第六只手指》（台北：尔雅出版社）
  第二部分第2章　白先勇说昆曲（1）
  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日本人有能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剧，德国人有古典音乐，他们对自己民族这种“雅乐”都极端引以为傲。我们中国人的“雅乐”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昆曲。这种曾有四百多年历史、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