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是还不知道她的事。未来是个庞然大物，在花布门帘背后藏不住，把那花洋布直顶起来，顶得高高的，像一股子阴风。庙里石板地晚上很冷，门口就挂着这么个窄条子花布帘子。屋梁上装着个小电灯泡，一张张圆台面上的大红桌布，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有突兀感。以后的事全在乎三奶奶跟她房里的人，刀柄抓在别人手里了。　她一直站着给人夹菜。你自己吃。坐下，二奶奶坐。张桌子，地方太大太冷，稀薄的笑话声，总热闹不起来。
  打了手巾把子来，装着鸭蛋粉的长圆形大银粉盒，绕着桌子，这个递到那个手里，最后轮到她用，镜子已经昏了，染着白粉与水蒸气。鲜艳的粉红丝棉粉扑子也有点潮湿，又冷又硬，更觉得脸颊热烘烘的。
  麻将打到夜里一两点钟才散。在马车上奶妈告诉她孩子吃了奶都吐出来，受了凉了。回去二爷听见了发脾气。他今天整天一个人在家里。一直好好的，你走了交给谁抱？交给谁？　谁也不在那儿，去了。来喜那小鬼，跟着那些小孩起哄，都玩疯了。〃
  据夏妈说，她也在找二奶奶。二爷把跟去的人都骂了一顿。银娣起初心不在焉，他的雌鸡喉咙听得她不耐烦起来。好了好了，哪个孩子不伤风着凉。打鸡骂狗的，你越是稀奇越留不住。生气，省得再跟她说话。你还要咒他？也是你自己不当心，这么点大的孩子，根本不应当带他去。是我叫他去的？老太太要他去拜师傅，你有本事不叫去？奶妈，把门开着，夜里他要是咳嗽我听得见。噢，我也听着点。
  他们的声音都离她很远，像点点滴滴的一行蚂蚁，隔着衣服有时候不觉得，有时候觉得讨厌。她能知未来，像死了的人，与活人中间隔着一层，看他们忙忙碌碌，琐碎得无聊。
  但是眼看着他们忙着预备睡觉，对明天那样确定，她实在受不住。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这不是人所能忍受的。目前这一刹那马上拖长了，成为永久的，没有时间性，大钳子似的夹紧了她，苦痛到极点。他们要拿她怎么样？向来姨奶奶们不规矩，是打入冷宫，送到北边去，不是原籍乡下，太惹人注目，是北京，生活程度比上海低，家里现成有房子在那里，叫看房子的老佣人顺便监视着。正太太要是走错一步路呢？显然他们从来不。这些人虽然喜欢背后说人家，这话从来没人敢说。
  她并没有真怎么样，但是谁相信？三爷又是个靠得住的人。马上又都回来了，她怎么说，他怎么说，她又怎么说，她怎么这样傻。她的心底下有个小火熬煎着它。喉咙里像是咽下了热炭。到快天亮的时候，她起来拿桌上的茶壶，就着壶嘴喝了一口。冷茶泡了一夜，非常苦。窗子里有个大月亮快沉下去了，就在对过一座乌黑的楼房背后，月亮那么大，就像脸对脸狭路相逢，混沌的红红黄黄一张圆脸，在这里等着她，是末日的太阳。在黑暗中房间似乎小得多。二爷带着哮喘的呼吸与隔壁的鼾声，听上去特别逼近，近得使人吃惊。奶妈带着孩子跟老郑睡一间房，今天晚上开着门，就像是同一间房里的一个角落。两个女佣的鼾声略有点参差不齐，使人不由自主期待着一上一落，神经紧张起来。一个落后半步，两个都时而沙嗄，时而浓厚，咕嘟咕嘟冒着泡沫。然后渐趋低微，偶尔还吁口气。或是吹声哨子。听上去人人今天晚上都过不了这一关。夜长如年，现在正到了最狭窄的一个关口。
  格喇一响，跟着一阵沙沙声。是什么？她站着不动，听着。是老郑在枕上转侧，枕头装着绿豆壳，因为害红眼睛，绿豆清火的。
  她披上两件衣裳，小心地穿过海上的船舱。黑洞洞的，一只只铺位仿佛都是平行排列着。一个个躺在那里，在黑暗中就光剩这一口气，每次要再透口气都费劲，呼嗤呼嗤响，是一把乱麻绷紧在一个什么架子上，很容易割断。每一只咽喉都扯长了横陈在那里，是暴露的目标。她自己的喉咙是一根管子扣着几只铁圈，一节节匝紧了，酸疼得厉害，一定要竖直了端来端去。她转动后面箱子房的门钮，一进去先把门关上了再开灯。一开灯，那间大房间立刻闯了上来，在温暖的黄色灯光里很安逸。用不着的家具，一叠叠的箱子，都齐齐整整挨着墙排列着。
  二爷不会看见门头上小窗户的光。老妈子门隔着间房，也看不见。她搬了张凳子放在他的旧床上。坏在床板太薄，踢翻了凳子咕咚一声，比地板上更响。门头上的横栏最合适，不过那要开着门。另一扇门通向甬道，是锁着的。她四面看看，想找张床毯或是麻包铺在床上，但是什么都收起来了。还是宁可快点，不必想得太周到。孩子随时可以哭起来，吵醒他们。反正要不了一会工夫，她小时候有个邻居的女人就是上吊死的。她多带了一条裤带来，这种结实的白绸子比什么绳子都牢。能够当作一件家常的工作来做，仿佛感到一点安慰似的。
  上面有灰尘的气味，也像那张床一样，自成一个小房间。
  如果她夏天上吊，为了失窃的事，那是自己表明心迹，但是她知道这些人不会因为她死了，就看得起她些。他们会说这是小户人家的女人惫赖，吵架输了，赌气干的事。现在她是不管这些人说什么了。如果她还有点放不下，至少她这一点可以满意：叫人看着似乎她生命里有件黑暗可怕的秘密——说是他也行，反正除了二爷她还有个人。
  其实她并没有怎样想到身后的情形——不愿意想。人死如灯灭。眼不见为净。就算明天早上这世界还在这里，若无其事，像正太太看不见的姨奶奶，照样过得热热闹闹的。随它去，一切都有点讨厌起来，甚至于可憎。反正没有她的份了，要她一个人先走了。
  八
  绿竹帘子映在梳妆台镜子里，风吹着直动，筛进一条条阳光，满房间老虎纹，来回摇晃着。二爷的一张大照片配着黑漆框子挂在墙上，也被风吹着磕托磕托敲着墙。那回是他叫起来，把她救下来的。他死了她也没穿孝，因为老太太还在，现在是戴老太太的孝。她站着照镜子，把一只手指插在衣领里挖着，那粗白布戳得慌。
  十六年了，好死不如恶活，总算给她挺过去了。当时大家背后都说：〃不知道二奶奶为什么上吊。〃照二爷说，那天晚上讲了她几句，因为孩子从庙里回来受了凉，怪她不小心。
  有人说还是为了头两个月家里闹丢东西的事。还真有佣人说听见夫妻吵架的时候提起那回事。
  三房是不是给她吓住了，没敢说出去？三爷如果漏了点风声出去——他是向来爱讲人的：卜二奶奶靠不住有人信些，因为她的出身。她寻死就是凭据。是不是因为这罪名太大了，影响太大，所以这话从来没人敢说？这都是她后来自己揣测的，当时好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连一年以后还不能确定，他们家也许在等着抓到个借口再发放她。老太太算是为了她上吊跟她生气。真要是吊死了成什么话？她在自己房里养息了几天，再出去伺候老太太，这话从来没提过，不过老太太从此不大要她在跟前，讲起来是二爷身体更差了，要她照应。
  那年全家到普陀山进香，替二爷许愿，包了一只轮船，连他都去了，就剩下她一个人看家。可是调兵遣将，把南京芜湖看房子的老人都叫了回来，代替跟去的人，在宅子里园子里分班日夜巡逻，如临大敌。还怕人家不记得那年丢珠花的事？
  她是灰了心，所以跟着二爷抽上了鸦片烟。两人也有个伴，有个消遣。他哮喘病越发越厉害，吸烟也过了明路了，他死了，她没有他做幌子，比较麻烦。女人吃烟的到底少，除了堂子里人，又不是年纪大的老太太，用鸦片烟治病。
  男人就不同。其实他们又不是关在家里，没有别的消遣，什么事不能干，偏偏一个个都病恹恹整天躺着，对着个小油灯。大爷三爷因为老太太最恨这个，直到老太太的丧事才公然在孝幔里面摆着烟盘子，躺在地下吸，随时匍匐着还礼。
  楼下摆满了长桌子，裁缝排排坐着，赶制孝衣孝带。原匹粗布簇新的时候略有点臭味，到处可以闻见。七七还没做完，大门口的蓝白纸花牌楼淋了雨，白花上染上一道道宝蓝色。
  每天吊客进门，吹鼓手〃吱……〃一齐吹起来，弯弯扭扭尖利的鼻音，有高有低，像一把乱麻似的，并成一声狂喜的嘶吼，怪不得是红白喜事两用的音乐。她明知道迟早有这样一天，也许会来得太晚了。她每次看见有个亲戚，大家叫她大孙少奶奶的，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大孙少奶奶辈份小，已经快六十岁的人，抱孙子了，还是做媳妇，整天站班，还不敢扶着椅背站着，免得说她卖弄脚小。替婆婆传话，递递拿拿，挨了骂红着脸赔笑。银娣是还比不上她，婆婆跟前轮不到她伺候，再过两年也就要娶媳妇了，当然是个阔小姐。上头老是给她没脸，怎么管得住媳妇？等到老太太死了，分了家，儿子媳妇都不小了，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
  其实她这时候拿到钱又怎样？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不过等得太久，太苦了，只要搬出去自己过就是享福了。可以分到多少也无从知道，这话向来谁也不便打听。就连大奶奶三奶奶每天替换着管帐，也不见得知道，——一向不要她管帐，藉口是二爷要她照应。她们也顶多偶尔听见大爷三爷说起。大爷算是能干，老太太许多事都问他。三爷常在帐房里混，多少也有点数。只有二爷这些事一窍不通。老太太一死，大奶奶把老太太房里东西全都锁了起来，等公亲
  本来不便马上分家，但是这一向家里闹鬼，大家都听见老太太房里咳嗽的声音，〃啃啃！〃第二声向上，特别提高，还有她的旱烟袋在红木炕床上磕着敲灰的声音。房门锁着，钥匙早交了出去了。晚上大爷在楼下守灵，也听见楼板上老是磕托一响，是老太太悬空坐着，每次站起来，一双木底鞋一齐落地。银娣疑心是大奶奶弄鬼，也有人疑心她自己，不过大家还是一样害怕。这房子阴气太重，是早点搬出去，不必等过了七七，在庙里做七也是一样。〃
  今天提前请了公亲来，每房只有男人列席，女人只有她一个，总算今天出头露面了。她揿了揿发髻，她的脸不打前刘海她始终看不惯。规矩是一过三十岁就不能打前刘海。老了，她对自己说。穿孝不戴耳环，耳朵眼里塞着根茶叶蒂，怕洞眼长满了。眼皮上抹了点胭脂，像哭得红红的，衬得眼睛也更亮。一身白布衣裙，倒有种乡下女人的俏丽。楼下客都到齐了，不过她还要等请才能够下去。她牵了牵衣服，揭开盖碗站着喝茶，可以觉得一道宽阔的热流笔直喝下去，流得奇慢，浑身冰冷，一颗心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大爷请二奶奶下去，　大厅里三张红木桌子拼成一张长桌子，大家围着坐着，只向她点点头，半欠了欠身，只有三爷与帐房先生站起来招呼了她一声。他们留了个位子给她，与大爷三爷老朱先生同坐在下首，老朱先生面前红签蓝布面帐簿堆得高高的。满房间的湖色官纱熟罗长衫，泥金洒金扇面，只有他们家三个是臃肿不合身的孝服，那粗布又不甚白，三个有了些日子的雪人，沾着泥与草屑，坐在一起都有点窘意，三个大号孤儿。三爷自从民国剪辫子，剪了头发留得长长的，像女学生一样，右耳朵底下两寸长，倒正像哀毁逾恒，顾不得理发。她这些年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他瘦多了，嘴部突出来，比较有男子气。老太太临死又找不到他，派人在堂子里大找。　九老太爷开口先解释为什么下葬前应当把这件事办了。
  他行九是大排行，老太爷从前只有他这一个兄弟，跟着哥哥，官也做得不小，也像在座的许多遗老，还留着辫子，折中地盘在瓜皮帽底下，免得引人注目。他生得瘦小，一张白净的孩儿面，没有一点胡子茬子，真看不出是五十多岁的人，偏着身子坐在太师椅上，就像是过年节小辈来磕头，他不得已，坐在那里〃受头〃的一副神气。
  老朱先生报帐，喃喃念着几亩几分几厘，几户存折，几箱银器，几箱瓷器，念得飞快，简直叫人跟不上。他每次停下来和上边说话，一定先把玳瑁边眼镜先摘下来。戴眼镜是倚老卖老，没有敬意。现在读到三爷历年支的款子，除了那两次老太太拿出钱来替他还债不算，原来他支的钱算他借公帐上的，银娣本来连这一点都不确定。看他若无其事，显然早已预先知道，拿起茶碗来喝了一口，从下嘴唇上摘掉一片茶叶。今天是他总算帐的日子，他这些年都像是跟它赛跑一样，来不及地花钱。现在这一天到底来了，一座山似的当前挡着路。她也在这里，对面坐着。两个人白布衣服相映着，有一种惨淡的光照在脸上，她不由得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