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些什么？”
  “说你的病，同当年隆庆皇帝爷一样，都是因色伤身，是女人惹的祸。”
  “岂有此理！”
  张居正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冯保觑着他，继续言道：“张先生你别激动，咱与您相交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你的秉性？你是那种沉湎酒色荒淫无度的人么？弄两个波斯美女来，尝个鲜儿逗个乐儿，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原也无可厚非。何况您日理万机身心俱疲，一到晚上，更需要有年轻貌美的女孩儿来给你温枕解乏。咱冯某虽然是个公公，但能够理解您张先生。可是，在朝廷中，毕竟人多口杂，有的向灯有的向火，倘若有人使坏，把这话儿传到李太后耳朵中，那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会怎么样呢？”张居正警觉地问了一句。
  “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冯保慢吞吞言道，“张先生大概还记得奴儿花花的事，隆庆皇帝宠着她时，李太后恨之入骨。从此，只要一提波斯美女，李太后那张脸，立马就拉下了。”
  冯保一脸峻肃，把问题说得很严重。张居正心上不悦，正思着替自己作些解释，忽见游七推门进来，禀道：
  “老爷，工部右侍郎钱普急着要见你。”
  “他人在哪？”
  “就在大门口，”游七回答，“老爷不发话，守门军士不肯放他进来。”
  “他有什么事？”
  “瞧他那副神态，猴儿巴急的，好像有什么重大事情要禀报：”
  “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能见他。”冯保一旁插话。
  “为何不能见？”张居正问。
  “你这副样子见人，不是走漏消息么？”冯保说着提醒道，“张先生，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的病容。”
  “可是，钱普有急事。”张居正答。
  “反正该说的话咱都说了，该怎么做，还是张先生你自己决断。”冯保说罢拱手告辞而去。
  张居正听着冯保下楼的脚步声，想一想，觉得他言之有理，自己断不能躺在病床上见人，遂让游七扶他起来，两位侍女忙碌着给他穿戴梳洗，将他扶到楼下的客厅。张居正因大便口掉了一小节肠子出来，且时时在渗血，坐下来生痛生痛，侍女便在他坐着的绣榻上垫了又厚又软的褥子，即使这样，张居正坐上去仍然如同针扎。
  钱普在游七的引领下，急匆匆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客厅，在进门前这段路上，游七一再叮嘱他，禀告事情要言简意赅，说完就走，万不可耽误首辅休息。听到这话钱普心下一格登，猜想首辅一定病得不轻。却说张居正病重卧床不起的消息，在京城已是广为传布！但究竟病得如何，却谁也说不清楚。自万历六年钱普从真定府知府任上升调进京任工部右侍郎后，他就一直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并成为张大学士府的常客。即便这样，这次首辅患病，他依然打探不出真实情况，几次登门都被婉拒。此情之下，钱普就禁不住瞎猜疑，这回总算让他逮着机会，能够当面一探虚实了。
  一走进山翁听雨楼的客厅，见首辅袍服加身衣冠整洁坐在绣榻上，完全不像是重病在身的人，钱普顿时心下一宽，忙迎面磕下头去，唱喏道：
  “工部右侍郎钱普觐见首辅大人。”
  “坐起来说话，”张居正刚啜过参汤，说话有了中气，“你有何急事？”
  钱普听这声音，越发相信首辅没有得什么大病。他坐到首辅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按着膝盖头，本想奏事，话一出口却又变了题目：
  “卑职听说首辅大人尊体欠安，心下一直不踏实，曾到府上探视数次，都进不了门。”
  “不单是你，多少公卿大员想来看望，都被我挡了。”张居正扯着力气说话感到吃亏，又催促道，“你有何要紧事，赶快说。”
  “是这样，”钱普感到张居正的眼光犀利一如往日，故不敢看，只勾着头言道，“今天早上，卑职刚到衙门点卯，皇上就差内廷供用库的管事牌子赵福跑来找我。”
  “找你干什么？”
  “传达皇上旨意，要急速去云南购黄铜两万斤，以作大内铸钱之用。”
  “什么？”张居正突然一个挺身，由于使劲，屁股下大便口便如撕裂一般疼痛，他咬着牙忍住，盯着钱普目光如电，厉声问道，“内廷要铸钱？”
  “是的，”钱普抬起脸来回答，“皇上说内廷供用库供费不足，太仓银又不可征用，就想着自己铸钱。”
  “你怎么说？”
  “卑职一想，这事儿关系到朝廷钱法，即便是皇上，私自铸钱也不合法制，便对赵福说，铸钱事大，卑职作不了主。”
  张居正点点头，吁了一口气，又问：“后来呢？”
  钱普捻了捻胡须，哭丧着脸回答：“赵福当即就把卑职斥了一通，他说‘这事儿皇上亲自定下，要你作什么主？你的任务是一个月内．把两万斤黄铜购回来。’说完就扬长而去。他一走，卑职越想越不对劲，就赶紧跑来请示您，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
  “唉！”张居正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皇上怎么这么糊涂呢？”
  “是啊，赵福的意思，要卑职今天就办下移文，六百里加急传到云南抚台衙门。”
  “先不能办！”
  “卑职遵令，”钱普觑着张居正，又犹豫着问，“皇上那一头，如果追问起来怎么办？”
  “你先给皇上写一道奏折，劝告皇上要奉守朝廷钱法，并要把私自铸钱的危害阐述清楚。”
  “是。”
  钱普答应一声，却不理会游七频频向他使眼色要他快走，他仍磨蹭着，似乎还有话要说。
  “你还有事吗？”张居正不耐烦地问。
  “有是有一件事，卑职又不敢开口。”
  “你说：”
  “卑职想讨首辅大人身边一件信物，扇子、毛笔、巾帽、腰带。任什么都可以。”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张居正颇为惊诧。
  “事情是这样的，”钱普解释道，“卑职一心挂牵首辅大人的病情。这病若是能替换，卑职愿以身代之。前两天，卑职突然想起一如和尚设坛祈福很有一些功效，便付了二百两银子，请他在昭宁寺为首辅大人做七天的大坛会。约定后天开坛，卑职知道首辅行事一贯不肯张扬，所以这次坛会，卑职也就没有说明是特为
  首辅而做。但佛力所佑，首辅是接福之人，如果不到场，这福报就没办法接了。卑职思来想去，便想了一个主意，如果能乞得首辅一件信物，供到法坛上，这样就福有所托了。”
  张居正觉得钱普的想法怪诞，本想拒辞。转而一想，人家是一片好心——祈福的事虽不能作指望有什么效用，但也不算是坏事。遂随手将茶几上的一把扇子递给钱普，说道：
  “我看你的心思，还是要放在奏折上头。”
  张居正·火凤凰　熊召政著
  第二十七回　失龙袍万岁爷震怒　弹锦瑟老公公神伤
  天色黑尽，两乘小轿落在冯保府邸大门前，从前头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徐爵。由于得到冯保的提携，他早已官拜正四品的锦衣卫指挥佥事，坐镇南镇抚司衙门。如今，他在京城里不但有势，而且还有权。多少缙绅戚畹臣工官佐，莫不以认识他为荣，若是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上一句“人家南镇抚司的徐爷，咱哥们儿！”此人必定成为众人争着巴结的对象。按下徐爵不表，再说后一乘轿子里下来的人，大约三十来岁年龄，长相富态衣着光鲜：看上去虽然没有功名，却也是一个混官面儿的人。此人叫潘一鹤，是去年致仕的南京礼部尚书潘晟的管家。这样两个人为何凑到一块儿来到冯府，说来有一段故事：
  潘一鹤的主人潘晟，是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金榜题名后，他又被选为庶吉士。其时在翰林院任编修官的张居正，正好分责管理庶吉士，因此就成了潘晟的顶头上司。尽管潘晟比张居正的年龄还要大两岁，但在张居正这个少年得志的座主面前，他只能以晚辈自居。潘晟步入官场之后，开头十几年运气不佳，隆庆皇帝去世时，他还只混到五品巡抚的衔头。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利用京察之机，将潘晟从地方官任上提拔进京，担任正四品的吏部员外郎，三年后再迁升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三年——也即是万历六年，正好礼部尚书马自强荣升为内阁辅臣，他空下的大宗伯一职，便由南京礼部堂上官万士和来北京接任，而万士和腾出来的位子，张居正便推荐了潘晟。就这样短短六年时间，潘晟由五品巡抚升至二品大宗伯，他的飞黄腾达，全凭座主张居正的赏
  识。若论他的政绩与操守，却并没有给张居正长脸。这人生性猥琐，平素儿的心思，十之八九都用在钻营上。谁有权有势，他就像膏药一样贴上去。当了六年京官，虽然乏善可陈，没有一件政绩拈得上筷子，但宫内宫外的势要人物，却没有一个人说他坏话，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佩服他夤缘攀附的本领。到了南京之后，他盘算自己的仕途已是到了顶点，便滋生了“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念头，在南京公卿同僚面前，渐渐露出那种“朝中有靠山”的优越感。南京同北京不一样，北京各大衙门的堂上官都手握重权，而南京毕竟是留都，六部九卿的级别虽与北京一样，却多半是闲官。因此，北京多循吏，南京多清流。潘晟搞惯了的那一套，在北京吃得开，在南京却遭人反感。他到南京两年，便弄得四面楚歌一筹莫展，更有人写折子告到皇上那里，说他贪鄙收受贿赂。虽有张居正袒护，他没受到惩处，但他在南京势难再呆下去。想调到北京，六部九卿没有一个空缺，降职使用又有伤体面，万般无奈，他只好上折请求致仕。张居正为了替他保存颜面，借皇上之口准了他的请求。
  卸职之后，潘晟在浙江老家过了几个月闲云野鹤的生活，心里头却一刻也没有松闲，老想着如何寻找机会重返北京政坛。今年正月间，他得知张居正患病，皇上有可能增补内阁大学士，心想这是个好机会，便急速派他的管家潘一鹤进京活动。
  潘晟在北京任职期间，就与冯保牵上了线，徐爵与潘一鹤也彼此成了朋友，这次潘一鹤来到北京，要找的第一个人便是徐爵。对这位如今不仅是冯保的大管家，同时自己也成了锦衣卫四品大员的京城新贵，潘一鹤焉敢怠慢，他一见面就奉上一张五千两的银票——即便在贿赂成风的官场，对徐爵这等人物来说，这也算是一份重礼。徐爵收钱就肯办事儿，当即就递信儿给冯保，约下了今晚上的这次会见。为了不事张扬，徐爵特意要了两乘小轿。
  冯保所住的府邸，在巷子最里头，门口禁绝行人。徐爵一下轿，门役立刻上前，恭恭敬敬喊了一声“大管家”，徐爵问：
  “老爷回来了吗？”
  “没有。”
  “没有？”一只脚已跨进门槛的徐爵，又把腿收回来，问门役，“老爷不是说一散班就回家吗？”
  “小的也不知道。”
  徐爵自从当了锦衣卫指挥佥事后，就从冯府搬了出去。除了大事他还帮冯保照应，一应家政他早就不管了。冯府管家另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人接任。但冯府一应仆役，还是把徐爵当管家对待。这会儿见门役的表情，似乎还不知道他是有约而来，便问：
  “张总管呢？”
  “他半下午就去了宫里头，到现在也没回。”
  “啊，莫非宫里出了什么事儿？”徐爵心下猜疑，对跟在身后的潘一鹤说，“咱们先进去坐会儿，等咱老爷回来。”
  冯保不在，徐爵俨然就成了冯府的“二老板”。他一来，仆役们都争着上前与他打招呼套近乎。尽管他官袍加身，大家仍只用家礼同他相见，徐爵也习以为常。他领着潘一鹤刚在客堂坐定，便见张大受气喘吁吁跑了进来。这张大受也是冯保的心腹，他比徐爵言辞短一些，所以出头露面的机会也少，在外头的名气比徐爵小得多。他还有一点与徐爵不同，他是被阉过的人，属于在籍的太监，腰上悬有大内牙牌，出入禁廷要比徐爵容易得多。大凡要在宫里头办的事，冯保便都交给张大受。此时，张大受一眼瞥见徐爵，便嚷道：
  “老哥子，咱就知道你先来了。”
  “咱不是按老爷约定的时间来的么。”徐爵疑惑着问，“怎么，咱们不该来？”
  “不是不该来，是宫里头发生了大事儿，老爷一时脱不开身。他让咱先赶回来，说是若你们没到，就改时间约见，若是来了，就多等会儿。”
  张大受说着，一屁股坐下来，撩起袖口就擦额头上的汗。徐爵看他紧张兮兮的样子，禁不住好奇地问：
  “宫里出了什么事儿？”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张大受反问。
  “三月初六。”
  “对呀，三月初六晒龙衣。”
  “晒龙衣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