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怎么了？”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地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老爷，今儿五更天，你在午门外冻坏了。”
  经这一提，朱衡才醒了神，记起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痛得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此一冻便是发作得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来，婢女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这才又慢慢平稳下来，待他喘咳稍停，朱禄问道：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么？”
  “唔？你是说，说……”
  朱衡又是一阵呛咳，婢女赶紧给他捶背，待吐出痰后，管家继续说道：
  “小皇上才十二岁，朝中又无甚急事，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你呢？既然传了旨，为何又突然不见了呢？”
  “啊？”
  “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朱禄肯定地说，“老爷，你平日进宫，从来不给值门官施舍路票，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秤钩做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有几分道理，”朱衡微微颔首，又狐疑问道，“不开值房的门让老夫受冻，这是太监使坏，但我看他们还没这么大的胆子乱传圣旨，这有欺君之罪，谁敢？”
  朱禄想想也是，也就不再吱声。这时候门子来报：工部左侍郎潘季训来访。朱衡知道潘季训此来肯定不是一般的探望，不能拒见。按士人规矩，正式会客应在客厅，倘是密友，也可延至书房。同朱衡一样，潘季训也是有名的治河专家，只是在治河方略上，与朱衡不尽一致，但潘季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前年京察从江西巡抚调任工部左侍郎，勤勉做事远离是非，朱衡对他很是器重，工部一应大事都与他商量，堂官佐贰相处得十分融洽。朱衡本想安排在客厅见面，但没有力气撑坐起来，只好请家人回避，把潘季训请到床前会见。
  潘季训在朱禄的引领下走进房中，一眼瞥见躺在床上的朱衡面色蜡黄眼窝塌陷，形色枯槁眼神也是憔悴不堪。禁不住心下一酸，趋向床前握着朱衡的手，噙着两泡热泪说道：
  “朱大人，你受苦了。”
  “这苦受得窝囊，”朱衡自我解嘲说道，‘‘阉竖们就因为老夫不肯给路票，就买通了老天爷来整我。”
  “朱大人，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潘季训在床前坐了下来，忧虑地说，“今日刚刚点卯，杭州织造督办太监孙隆又到部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移文何日下发？”
  “这个移文不能发！”朱衡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谈起公事来，还是那么决断。
  “部堂大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因此回绝了孙隆，告诉他此事还要上奏皇上，就工费银问题再行磋商。那孙隆悻悻而去，临走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们部堂大人已在左掖门外守了两个时辰的门墩儿，未必还想多候几次？听他的口气，朱大人受此折磨，肯定与江南织造的移文有关。”
  “这么说，是孙隆假传圣旨？”
  “下官有这个怀疑。”潘季训想了想，又道，“不过，没有人撑腰，孙隆决不敢这样干。”
  “这人会是谁呢？”朱衡问。
  “那还有谁？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潘季训为人谨慎，说话留有分寸。朱衡想着那个人是冯保，却也不便说出口。顿时又烦躁不安血往上涌，两眼一直再次晕厥过去。慌得家人又是灌参汤又是掐人中，好半天才又把弄醒。潘季训怕留在这儿添乱只得悄悄儿告辞。朱衡睁开眼珠子见不着潘季训，窝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喘了一阵子，他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竟一掀被子下了床，让婢女拿过官袍替他穿上。
  “你要干什么？”夫人问。
  “上内阁。”
  夫人急了，数落道：“瞧你这样子，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快躺到床上去。”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一时半会还断不了。”
  朱衡说着，又是一阵呛咳，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犟着出门登轿而去。
  张居正一大早入得值房，杂役早把地龙烧得很暖，张居正先去内屋解下挡风的斗篷，又脱下穿在官袍里的羊羔皮袄子，这才出来问一旁候着的书办姚旷：
  “莫文隆来了吗？”
  姚旷回答：“昨儿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
  张居正说罢，就蹙到紫檀翘头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座。案台上先已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折匣，皇上看过的奏折，都由司礼监盖了关防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值房拟票。张居正命姚旷启封开匣，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奏折，只见封皮题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衡请酌减杭州织造局用银疏”，顿时就打开来阅读：
  昨者，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隆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八十万两银。循例本部出半，应调
  拨四十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乞圣明按常额取用。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织造俱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二十万两，承祚之初年，亦只费四
  十万两。且此项用度，须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
  今次用银，突然增至八十万两之巨，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具事上闻，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
  规矩。因此，本部拒绝移文。
  仰惟皇上嗣登大宝，屡下宽恤之诏，躬身节俭，以先天下。海内忻忻，方幸更生。顷者以来，买办渐多，
  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臣等实切隐忧。辄敢不避烦渎，披沥上请。伏愿皇上俯从该部之言，将前项银两裁
  减大半。今后上供之费，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旧制，止于内库取用。臣等无任惶悚陨越之至。
  读完这篇奏疏，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折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旷把杭州知府莫文隆领了进来。
  莫文隆五日前进京述职，张居正三天前就已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不该再见的。盖因他昨日听说孙隆到工部办理移文让朱衡轰出来的事，情知会有一场风波发生。朱衡与冯保都不是息事宁人之辈，何况这件事涉及国家财政，是发生在万历二年新春上元的第一件大事。张居正心底清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当然，他可以耍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把最后的仲裁权交给皇上，但他不想这样做。自前年六月上任首辅，到万历元年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他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
  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这项改革看似简单却很管用，自推行以来，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冷水泡蘑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过去那种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根本转变。究其因，是官员们害怕在“考功簿”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人既管住了，张居正便想从今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起开始整顿财政。
  但是，他已考虑了多年的深思熟虑的一揽子计划还来不及推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矛盾就发生了，他立刻就敏锐地感到，这件事为他的财政改革提供了绝妙契机。基于这层考虑，他不但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份闲情，反而寝食难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因势利导把这里头的“戏”做足，因想到杭州织造局的事情历来由杭州府衙帮办，为了摸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再次接见莫文隆。
  莫文隆五十岁出头，通籍之后，从正九品的县主簿干起，他从未破格提拔，硬是凭着三年考满晋升一级的士人通途，一步步爬到现任的杭州知府任上。他在这任上兢兢业业干满六年，去年例当晋升，但因杭州是江南财赋重地，争抢这一职位的人很多，吏部一时委决不下。张居正遂决定让老成持重的莫文隆留任，给他晋升一级，挂从三品的浙江省布政司参政衔。这一安排自然让莫文隆高兴，心里头对张居正存了一份感激。
  因是第二次见面，也就不用寒暄。张居正很快把话切入正题，问道：
  “杭州织造局衙门，离你们府衙有多远？”
  “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
  “平常来往多不多？”
  “不多。”
  “为何？”
  “他们是钦差。”
  张居正听出莫文隆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谑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
  莫文隆咧嘴一笑算是默认。
  张居正接着问：“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
  莫文隆摇摇头，略一迟疑苦笑着问：“首辅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否？”
  “当然要说实话。”
  莫文隆伸出四根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苦不堪言。”
  “苦在哪里？”
  “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儿，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花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大的疵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为什么？”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流传到民间。”
  “这么说，杭州的织户饱受这钦差之苦？”
  “可不是。”莫文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二十两银子？”
  “实际价值多少？”
  “值八十两。”
  “那织户岂不亏本？”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莫文隆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痛事。八十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织户凑二十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织户愿意干。”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聚起来，分片抓阄儿，抓着谁就该谁。”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莫文隆的话，“据此倒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是。”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花多少两银子？”
  “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两千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两千两。”
  “总共才四千两？”
  “是，”莫文隆肯定地回答，“这已是满打满算了。”
  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儿最低，却也是二万两银子一套。”
  “是啊，”莫文隆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四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价是八千两银子。”
  “实际值多少？”
  “这件龙袍只用了三千两银子。”
  “造价二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下官方才已说过了，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二千两。只有二万两银子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隆，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隆不知端的，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回首辅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受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隆误解，又解释说，“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