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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搂着昏迷不醒的杨帆，对毒蛇的畏惧降了下去，对杨帆的爱怜又升了起来。我默默祈祷了一番，用打火机的最后一缕“汽息”将剩下的衣服点燃，衔了另一只袖口，先用瓦片驱逐走了那条水中的绿蛇，然后背上我的杨帆，在劈里啪啦的浓烟烈焰下，捏着胆子向洞口冲。事后想来，那天的我极有可能误食了豹子胆。不然平时连看到鳝鱼都会大呼小叫的我，怎么会有勇气朝“一咬足以致命的毒蛇”旁边经过？大约是它们被烧着了的衣服给吓倒了吧，或许它们早就意识到我们只是一对不构成威胁的亡命之徒，总之，在我奔跑过那些水洼、践踏上那些泥泞、途经长短不一粗细不均的蛇群跑出山洞之后，我可以自豪地向你们宣称：我，李小峰，包括在我背上的杨帆，一切完好无损。
  但这种拨云见日的喜悦只停顿了一秒，我又开始了艰辛的亡命奔跑。确切地说，洞口有一横一竖两条山路、上下左右四个不同的去向。为了不再沦为瓮中之鳖，我脱掉塞满泥泞的鞋子，挪了挪背上的杨帆，向陡峭的山下走去。约莫过了五分钟，我们途经一片和缓的柏树林，后面的官兵还没追来，我渐感体力不支，就小心翼翼地折了进去，连滚带爬地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了丛林深处的小土丘。这时候我实在爬不动了，便将杨帆放在两个土堆之间，之后又把自己的头伏进她的怀里，希望别被发现才好。
  在这样侥幸而卑微的心态中过了两分钟，头顶上方传来了自上而下的脚步声。然后听到梁队用对讲机断断续续地说着话，由于心跳太快，我只听清楚了“下山”、“咬伤了”、“研究地形”、“封锁路口”的指示。等脚步声完全消失，我这才给杨帆掐人中，她苏醒过来后，满脸惊愕地问我：“小峰，我，我，我是不是，死了？”我百般怜爱地按住她的嘴，向她许诺道：“有我在，你永远都不会死！”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在土堆沟里躺到了黄昏，侧耳倾听，我一共听到了五次脚步声。有一次是一大拨人仓促而过，有一次则是四个警员探索而过，其他三次则是单一的步伐，应该是担水人或山行者。我与杨帆略一合计，虽然我们一再听到“封山”的命令，但偌大几座山峰的出口成千上万，他们只可能暂时戒严路口，我们只需要在山上熬过几天，然后再从不是路口的出口逃出去。不过，饥饿一直是我们逃亡途上的瓶颈，现在，月亮爬上树梢，我们又饿了。
  就着阴森斑驳的月色，我们在此起彼伏的土堆上匍匐而行，最后终于在一个大土包上摸索到一种小果子。稍加观察，我不禁喜出望外：这树我家附近就有，外面的红瓤我小时候吃过，还挺甜！于是我抬头辨认，找到了那棵属于我们的碗口大小的生命树，轻轻用力一摇，果子便落了一地。大饱口福之后，我们分头捡果子贮备干粮，隐约中我仿佛看到一块畸形的木桩，好奇地用手一摸，心一下子凉了半截——竟是块墓碑！敢情，给予我们一个下午生命庇护的土丘群，是一堆被人遗弃、遭人开采过的乱坟岗？我不敢再任由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去胡思乱想，在心胆俱裂的边缘，残存的意识告诉我，绝对不能让杨帆发现——她知道后非被吓死不可。
  这个晚上，在我假装若无其事的胆战心惊中，我们一共拾到了两百多颗小红果，装在杨帆的羽绒帽子里，差不多有五斤重。之后我们寻了个避风的土坑——或许就是被人挖掘后的坟地，紧紧相拥着躺下，杨帆不久便熟睡过去。虽然我再三尝试着抛开一切安然入睡，但我的眼睛背叛了我，它们自作主张地撑开了眼皮，与地下的森森白骨一起嬉戏，同空中的孤魂野鬼一起飘荡。与此同时，我的心脏仿佛也与我脱离了关系，它伙同大脑向我放映了无数部惊悚大片，然后以一种独自狂欢的方式，高频率高幅度地颤抖起来。这时候，唯有我的双手是忠诚的，它们紧紧地抱住杨帆的身子，向我及时传来她匀称的呼吸——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独自的担惊受怕，是值得的。
  第二天早晨醒来，雾气弥漫了整片树林，我牙齿松动，头皮发痒，睁开眼，却见杨帆正俯身安详地盯着我看，精神不觉为之一振。再一看，她脸上的血迹已经擦拭干净，蓬松的头发也已经用草根束好，只听她以一种平静的语调问：“小峰，这是一片乱坟岗，你昨晚上就知道，对不对？”我惊讶地点了点头，瞬息便被她的樱桃小嘴吻了一口，全身顿时麻酥酥的，令我好不受用。随后，杨帆把我的脑袋放在她的膝上，深情地说道：“小峰，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我，我，我爱死你了！”说完又是浪漫一吻，令我雾蒙蒙的脑中顿时一亮——想来生活所有的磨难都会物超所值，便不觉笑出声来。
  因为有了干粮，再一次战略分析后，我们准备反其道而行之，上山。趁着十米不见树影的雾气，我们悄声地越过坟茔，往上爬过一小片荆棘，幸运地找回了我那双盛满泥浆的皮鞋。在溪口洗了洗鞋袜，再朝左边的山路走了一会儿，便选了个位置朝上攀爬。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们来到一条横贯而过的山路。我们躲在草丛歇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弃之不理，继续朝上爬。之后应该又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再次看到一条山路。不过与前面的两条不同，这山路狭窄了许多，而且杂草丛生，似乎鲜有人迹。
  这时候太阳出来了，我爬上树观看了一下地形，发现群山皆在脚下，而山下以远，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在这平原中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高速路，大概便是途经电缆厂门口的那条。这么一想，我果然在右上方找到了电缆厂独一无二的烟囱，紧接着，梅村集市也清晰可见了。我在脑子里大致盘算了一下方向，知道我们大概在梅山西南面，而且估计不错的话，翻过这座山峰，我们便能见到大海。
  我将这样的分析洋洋洒洒地给杨帆说了，提到大海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眨，我们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我与杨帆同时想到了：聋哑老人的小木屋。虽然我们并不确信它具体所在的位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就在这座山中的某个角落。而且就目前形势看来，似乎也只有这间温暖的小木屋，才能使我们化险为夷了。
  吃了点水果，择道左行，连走带爬半小时，果然峰回路转地看到了大海。根据零散的记忆，我们大致选择了一个方向，再度沿树林下行。下山的速度远比爬山时快得多，一是因为与警察预料的地段背道而驰，二则是因为对小木屋中蚕豆大小光明的向往。因为选的都是深山丛林，除了遭遇荆棘与蜥蜴，一路有鸟儿歌唱，委实惬意非凡。在左顾右盼的迷途中，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听到了遥远处寺庙的梵音。它的出现犹如一个及时的指南针，令我们改道左下行，在天黑之前准确无误地来到了那条衔接小木屋与主干道的岔路口——当然，我们藏在树林里。
  接下来的一切便显得顺理成章了：我们算计好小木屋的位置，再度退回去，在渐次变暗的树林中挪行了两三里，不久便找到了我们亲爱的聋哑老人。老人家对我们的光临惊喜不已，与他通过手语嘘寒问暖之后，我们喝到了久违的老鸭汤。不过看样子他对昨天的事情似乎还知之甚少，吃罢饭，老人家以一种忍俊不禁的表情打量着我们的装扮，好像还以为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窘迫，他慈祥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锁好了门，上山找周阿姨去了。
  我们自然没有客气，自己动手热好水，洗了一个精简版的“鸳鸯浴”。之后，杨帆翻看了一下完好无损的笔记本，我也将内裤口袋里的那一千块钱点了点——要知道，这可是我们未知逃亡的最后一笔财富了。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周阿姨竟然被拘留了，这是聋哑老人带回来的孙二叔告诉我们的。根据他的说法，周阿姨有“窝藏罪”的嫌疑，但念及诸多外界因素，拘留几天应该就能放回来。在我们的愧疚万分之中，孙二叔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意外：明天清晨，将由他带我们坐船逃往上海。具体过程他没有多说，但从他胸有成竹的表情中，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此外，我那部破手机也失而复得，据孙二叔介绍，它是在柴堆中被发现的。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第一，我从来没有碰过柴火；第二，我的SIM卡不见了。但我没有深究，也不愿意深究，事实上，我已经很知足了。
  睡了一个安稳觉，凌晨五点被老人叫醒的时候，孙二叔已经在门外装扮整齐。我的皮鞋已经被灶火烘干了，临行之前，老人递给我们几个苹果和一袋鱼干，又硬塞给了我一个由二十张十元钱组成合计两百块的红包，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然后，我与杨帆再次躺进了老人的三轮车，孙二叔往车里架上了几根木柴，然后又在上面放上几十棵白菜——不重，但却十分压抑。车行出山，至路口时有人喝问了一声：“谁！”孙二叔赔笑道：“我，孙二，小杂种卖给老聋子的白菜蔫了吧唧，早点去找他退钱。”那边便没有了声音，车继续向前，然后上土路，入马路，至海边，最终来到一间简陋的鱼棚。
  鱼棚里走出一个络腮胡子，与上次陈四的费心打点相反，侏儒孙二只简短地说了句“都交给你了”便没了下文。没想到人高马大的络腮男却毕恭毕敬地说道：“放心，放心，您交代的事，我老许拼了命也要办到！”孙二叔白了他一眼，继而转过头对我们微笑道：“好了，你们和他一起坐船去吧，我还要回去给孩子们煮午饭。”络腮男插嘴问道：“这么早就急着回去，你真的不想多坐一会儿？”孙二叔哼了一声，似乎不愿与男子多说半个字，向我们挥了挥手，便拉上聋哑老人，走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想起刚才孙二叔蹊跷的神情，便开始对眼前这个渔人萌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络腮男跳上那条破旧的小船，无所谓地向我们笑笑，摆起双桨大声喊道：“上船喽，上船喽！”见我们迟迟不敢行动，他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我老许在海上待了三十年，你们还信不过我吗？”见他笑得无邪，我们这才打消顾虑跳上船。但那船身摇晃得实在太厉害，我的脑袋一阵眩晕，差一点就要呕吐出来。老许哈哈地笑，说：“啧啧，两个小家伙还晕船，没经过大风浪啊，进舱吧，进舱吧……”
  小船在海面颠簸前行，有好几次我都以为船翻了，但每次睁开眼，都能看到老许站在浪花上若无其事地摇浆。见杨帆脸色实在太难看，我向他乞求道：“叔叔，慢点划吧，她吐了两次了。”老许应声笑道：“好，好，好，慢，慢，慢，不过逆水行舟，要先划过了这片水域再说。”果然，划出这片大浪滔天之后，老许放缓了速度，加之水面平静，我们就像回到了地面一般。见他的确不像一个坏人，为了打发百无赖聊的时光，我便向老许打听起海上的逸事来。这位络腮男无话不谈，到后面越聊越投机，我便口无遮拦地询问起了他与孙二叔的关系。老许一改滔滔不绝的粗犷不羁，向我们黯淡回忆道：他的祖籍在江西，三年大饥荒时父母饿死了，他便被舅舅接到梅城，成了孙氏兄弟家中的一员。从十二岁起，老许便跟着孙家兄弟在海边捕鱼，十六岁那年，健壮的孙三率先娶了媳妇儿，但用老许的话说：“他那活儿被螃蟹夹过，不管怎么弄，也不行。”那时候他们包了两条船，一条大船泊在岛边，一条小船外出撒网。孙三婶住进大船后，老许的脚被蚌壳划伤，有一段时间整日都只能待在大船中。结果干柴遇烈火，性压抑的孙三婶与性幻想的老许，在某一日发生了奸情。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不久孙三婶就怀孕了，老许与三婶十分害怕，便去求孙二帮忙向孙三解释。因孙三与老许一直不和，憨厚的孙二害怕孙三杀了老许，想想自己亲兄弟毕竟是手足，便替老许背了黑锅。结果孙三暴跳如雷，拿了鱼叉要戳孙二，但终究不忍下手，便将鱼叉插向了三婶的腿……
  之后，孙三婶流了产，绝望的孙三驶小船出去，遇上暴风雨，再也没有回来。再以后，三婶阴差阳错的嫁给了孙二叔，而老许独居海边，只有遗憾终生的分了。
  在老许催人泪下的悲情讲述中，我们在下午两点抵达了上海某废弃沙厂。老许轻车熟路地指引说，右行三四里，有一条通往繁华市集的小道。我与杨帆互相确认了一下对方的装束，临别之前，这位看样子准备孤独终老的渔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