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的拾荒者似乎很少，我们除了拾起白天已经盯好的垃圾，一路下来还有不少新的发现。每到一个垃圾筒，杨帆总是抢先探下手去，像往抽奖箱中摸奖券一般。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神秘而滑稽地望着我，用手去感受垃圾筒中可能会有的财富，我能轻易地从她眼神里的兴奋或者沮丧，判断出垃圾筒的肥沃或者贫瘠。有时杨帆双眼放光，她快乐的声音在夜色下仿若天籁：“两个瓶子！”甚至有一次，她蹲着木然不动，兴高采烈地回过头说：“小峰，你猜！”在我“破铜？烂铁？塑料？薄膜？凉鞋？瓶子”等的一大串猜测后，杨帆乐悠悠地从里面拿出一本崭新的《读者》。
  这本书让我们动力十足，笑逐颜开——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读过书了啊！只见杨帆倚在垃圾筒上，用纸将小手擦了又擦，这才将书摊开，像捧读《圣经》一样读起了书。橘黄色的路灯沐浴着杨帆满脸的虔诚，我妒火中烧地坐在一旁，牢骚满腹。良久，杨帆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陶醉，欢呼雀跃地朝下一个垃圾筒跑去……
  这晚上我们几乎将遵义城逛遍，来来回回地走过一些“富饶”的垃圾筒，总觉得再走一次，里面又会如肥沃的土地一般，长出我们无法预知的希望。在这么一个晚上，不夜城是属于我们的，遵义城的所有垃圾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感到幸福的酸楚。夜晚的护城河倒映了五彩缤纷的霓虹，桥上的彩灯将河水映照得格外妖娆健美，汽车游弋而过，荡起清晨五点的凉风。我们在河边洗手洗脚洗了头发，再坐回到僻静的巷道，等待着收购站开门。
  废品收购站的阿姨为我们的年轻大为感动，故而给我们多结了三毛钱。因此，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们辛苦的翻寻，翻找出了这城市二十一块钱的额外价值！
  买了四个馒头，早上十点，我们来到一个最荒僻、最便宜的旅馆：一个房间十元，洗两个澡另加三元，借用万能充电器再加五毛。在那个简陋至极的两米见方的厕所，我和杨帆分别洗了一个久违的热水澡，这令疲惫不堪的我们，仿佛又遇到了生活最完美的馈赠。
  再来说说我们的房间，大概也就四五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凳。电灯开关是裸露出来的，黑色胶皮大致地包好了黄色的铜丝；插座镶在开关上，一点也不牢靠。窗户对面是同等小旅馆中晾晒的破旧衣服，看来这次的确选对了地方。我与杨帆就那样和衣而睡，躺在这如坟墓般窒息而狭小的空间里，睡过了白天。这一觉睡得尤其香甜，甜得超过我们此前经历过的任何荣华富贵。
  黄昏时我们双双醒来。本来年少轻狂的我们准备做点什么，但看到棉被上的黄斑茶垢，我们马上就扼杀了这样的邪念。我们站在床上搂抱了一会儿，杨帆就教我跳起了交际舞。不过在小小的单人床上，这个交际舞跳得更像是变了态的贴面舞。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杨帆气得“脱”给我一个肮脏的枕头。
  笑过之后，她跳了一支现代舞。之所以说这舞现代，不是她脱了什么，露了什么，而是那屁股扭得真是太艺术了，那胯那腰那腿那手那眼神，其形其速其态简直动感得惊世骇俗。杨帆跳着跳着竟然流出泪来，我也不禁为她这舞蹈坯子沦落到在这么不伦不类的舞台而黯然神伤。
  杨帆问：“小峰，你说我还能跳舞吗？”
  “怎么不能？只要我们活下去，就绝对会有机会。这种案子至多查几年就冷了，到时你就能在浙江跳舞啦！”我以为自己这样的安慰能起作用，没想到杨帆却大哭起来，她楚楚可怜地告诉我：“小峰，我们跳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与青春赛跑，到那个时候，哪怕我能活下来，人也老了，脸也丑了，腰也粗了，腿也短了，骨头架子也都散了……”
  杨帆就是杨帆，哭了一会儿她又破涕而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小峰陪我，我还是赚啦，再说我还可以读书嘛！”说着又翻开那本《读者》逐字逐句地阅读，每读完一个小故事，她总会抬起小脸，含情脉脉地对我叹道：
  “写得真好。”
  在昏黄破旧的旅馆中，在杨帆崇拜向往的赞叹下，我那沉寂已久的文学梦想幡然醒悟。我突然信誓旦旦地告诉杨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杨帆也不甘示弱道：“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
  “不行！”我反对。
  杨帆吓了一跳，她委屈地问：“小峰，怎么啦？”
  “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夫人！”我笑着说，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你要成为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老公也是可以的。”
  杨帆嘿嘿地笑，她说：“那我们成为夫妻作家吧，说不定以后市场上就火这个。”
  我也色情地笑道：“那我们还是写黄色小说吧，一边写一边做！”我本以为杨帆会哈哈大笑，没想到她却正色道：“小峰，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霎时间，我的心曲拨动起往事中的一块硬石，我想起两年前赵一平与她的“先斩后奏”，不禁淡淡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想说了。
  手机充好了电，我收到了蔡小田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首七言绝句，洋洋洒洒地表达出对我们的愧疚，似乎用诗化的语言就能把他的罪恶洗涮干净。第二条是我们与他分开两天后发出的，他似乎经历了什么事，短信上说：“我们两清了。”此外，我还收到一条大哥的短信，他以兄长的身份询问我现在的情况，并指出了生活的难处，想让兄弟我挣钱后先支援他一把。另外一条是陈菁的，她暧昧地问我在广州工作怎么样，又告诉我赵大爷已经康复，人还继续留在重庆。最后一条是陌生的号码，没有说自己是谁，只是简单地问了句：“小峰你还好吗？”
  杨帆在那儿继续品咂《读者》中的笑话，我到楼下电话超市拨打了这个陌生的号码。果然是夏雨！夏雨开口就问：“你见过我表哥没有？他被歹徒伤了大半边脸，又没有报警，哎，好像伤口感染，左边的脸都给毁了！”我有些愧疚，这种愧疚有一大部分源于对夏雨的欺骗。只听她又问：“你现在在哪儿？区号好特别呀，在哪儿工作呢？”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回答，她又问了我的身体，问了我的父母，问了许多我们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小秘密。电话显示屏上的时间不断地滴答，我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了夏雨，问：“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夏雨愣了愣，又马上坚定地说：“行呀！”
  “可能暂时还不了？”我实话实说。
  “没问题，要多少？”她干脆地问。
  “四百！”
  白天睡足了觉，晚上精神就特别好。打闹游嬉了一会儿，杨帆仰望天花板，突然说道：“我恨我爸爸！”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爸爸呢？”
  “死了。”杨帆突然冷冰冰地回答。“在我心中，他早就死了！”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为什么呢？”杨帆面如土色，眼睛里却是熊熊烈火，她向我毫不留情地警告道：“你要再提他一个字，我永远都不理你！”
  但今晚杨帆却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不敢接口，只能任之发挥，杨帆大约是这么给我叙述的：
  “我没有爸爸，那个我本该叫爸爸的男人我只见过两次。一次大约是为了离婚，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当晚就举起花瓶向妈妈砸去。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小得只模糊地记得那男人的气急败坏与妈妈的声嘶力竭。第二次是我八岁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来给我送终。那次我因为咳嗽而引发高烧，全身像沸水蒸腾般难受，把暗黄的胆液都咳出来了。就在医生也束手无策之际，那个男人来了，他给我买了许多零食，还装作很忧伤的样子过来摸我的头。就在我被感动得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妖艳女人猩红的嘴唇，以及身旁憔悴母亲深陷的眼眶，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死——为了报答与报复，我不能死。结果我就真的没死，没想到恨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早晨，我们咽下两个干馒头，喝了两瓶自来水，到招商银行办了张银行卡。随后我把卡号发给夏雨，十分钟后就在自动取款机上收到了四百块钱！杨帆怪怪地问：“给谁借的啊？”
  “朋友，好朋友！”
  不料杨帆却醋意万千地问：“好朋友，好到哪种程度啊？”
  “也就牵牵手！”
  “就没有接过吻？”她紧追不舍。
  “吻了。”我面红耳赤地摊摊手。
  “喔！”杨帆大叫了一声，大彻大悟地总结道：“是夏雨吧！”
  我们在附近吃了两碗羊肉酸辣粉，吃得畅快淋漓，辣得不亦乐乎！随后，在地摊上买了墨镜、太阳帽，再买了一袋食品、两张报纸，便速速地登上前往贵阳的汽车。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搭理用报掩面的我们，也没有警察留意成千上万汽车中这么普通的一辆。到贵阳后我们直接出了车站，马上换乘了前往凯里的客车。车出奇顺利地驶出了贵阳，一路风光无限，苗族的淳朴民风应接不暇。至凯里，我们买了两张最便宜的至杭州的火车票，还吃了两碗风味独特的牛肉酸辣粉。
  晚上十二点，混在几个苗族同胞间，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真可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趟列车上人烟稀少，空座很多，后面好几个车厢就那么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人。我和杨帆毫不费力地找到两排空座，一切悄然无声。
  起初每顿饭还有餐车叫卖着驶来，后来餐车也不来了，只有个厨师来回走一趟，说：“要吃饭的到十一号车厢！”但根本没人理他，坐在这后面车厢的稀疏人群，要么带足了食物，要么热得什么都不想吃。乘警倒是来查了一次票，匆匆地没有查出什么弊端，走到十二号车厢就折回去了。这样的环境令我们的旅途非常愉快、安全，硬座的车费几乎享受了包间的特权。
  车经镇远、过湘潭、入上饶，又北上至金华西。为了避免在杭州遇到突检，我们在诸暨提前下车，并轻而易举地出了车站。天已大亮。我打电话问刘义梅城的具体所在，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块钱了。刘义在那边琢磨片刻，道：“乘车到绍兴吧，我在那儿的汽车站等你们！”我问：“你来？你不工作吗？”
  刘义哈哈大笑道：“哥们儿，我想耍好久就耍好久！”
  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