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捉蟾蜍的时节，是在五月十五日。捉取蟾蜍的目的，后世是为做药，而汉人是为了“辟兵”。关于端午捉蟾蜍的习俗，这里再介绍两条清代史料。清人《熙朝乐事》端午事项下记：觅虾蟆以取蟾酥。
  又《帝京景物略》中记：五日，南太医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蟆，取蟾酥也。其法：针枣叶，刺蟾之眉间，浆射叶上，以蔽人目。不令伤也。
  可见五月端午捉蟾蜍的习俗在当时不仅流行于民间，连皇家亦不例外。并且皇家连捉蟾蜍也忘不了讲究排场，南太医院的医官们居然是打着仪仗、鼓吹奏乐去南海子的。这场景，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很有趣。端午捕蟾蜍的习俗，今天仍有流行。施立学《关东岁时风俗论》的《端阳采艾》一节，曾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端阳之晨，山上最难见的怕属蟾蜍了。老百姓说，什么都有躲人的时候，像农历七月七日早晨不见飞燕一样，端阳之晨一般见不到蟾蜍。七月初七的燕子纷纷飞往银河，成仙人之美，为织女牛郎搭筑鹊桥，蟾蜍干啥去了呢？人都猜它躲起来了。传说，端阳之晨能捕捉到蟾蜍乃是一幸。此物俗称癞蛤蟆，往其大肚中塞上墨块，名唤蛤蟆金，一、二月取出涂用，有解毒疗痈、治咽喉肿痛之效。此物耳后腺和皮肤腺的白色分泌物制成“蟾酥”，可供药用。人说蟾蜍本是月宫之物，月宫别名“蟾宫”，李白《古朗月行》有“蟾蜍饮月影，大明夜已残”句，猜想月缺月圆乃蟾蜍作祟。科举时也称登科为蟾宫折桂。蟾蜍虽然其号不雅，其貌不扬，身上有大小累疣（俗称癞），但此物生命力极强，可承相当于身体十倍、二十倍的重压，且有灵性，怕在五月端阳这一天躲起来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从汉代算起，五月捉取蟾蜍的习俗，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二千年一年一次的大劫难，蟾蜍们已经经过二千次。如果不是蟾蜍有超凡的繁殖力，并且生命力强，怕早就成了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如果蟾蜍真的有灵性，他们应当知道推算人间的历法，并在五月五日早早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施文所讲的“蛤蟆金”，在古代文献中也早有记载，是流传颇广的偏方。嘉靖《广平府志》即记：“取虾蟆噙墨涂毒疮”。又同治《宜昌府志》记：东湖“捕蟾蜍以墨人腹中，俟干取出，涂肿毒有验”。冯应京《月令广义》除记此偏方外，另记载了更高级的“蛤蟆金”，经过特殊处理后，它竟具有更神奇的力量：
  午日取癞虾模，将一块墨噙其口中，埋于天牢上。七七日取墨收藏。动用
  有灵。凡涂小儿口疮，及写苻治瘧止毒之类，皆验。又复将此墨涂葫芦形于
  壁，则蚊皆聚于内，不蛰人，至早拂去，夜复聚来。这般下功夫做出的“蛤蟆金”，按照冯应京的记载，具有非同寻常的神力。古代夏天苦于蚊虫者一定不少，所以这种只要拿来在墙上涂画葫芦，就足以让蚊虫们聚此不疲，不再侵扰人的墨块，一定令很多人羡慕并想拥有。羡慕归羡慕，可这墨块制造的过程可真很不易。端午捉到蟾蜍就不易，难度更大的是要埋到天牢。自古“狱不通风”，天牢顶上哪是能随便去埋蟾蜍的地方呢。
  史料记载说，蟾蜍呼出的气有毒。这话应当也是有来历。今天在电视的慢镜头中，借助高精度的摄像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蟾蜍有很长的舌头，捕虫时长舌瞬间吐出又马上收回，飞虫已经被卷入口中。但这电光石火的瞬间，在肉眼观察的时代，其实很难看清楚。能看清楚的只是蟾蜍张口，虫入口中。古人大概就是由此想象，以为蟾蜍是呼出毒气薰吞百虫的吧。
  在传统中医理论里，蟾蜍为疮科圣药。
  蟾蜍有毒，而中医讲究“以毒攻毒”，蟾蜍自然成为中药之一种。蟾蜍身上多癞疣却活的浑然无事，所以，做为中药材，蟾蜍毒被认为对于皮肤病最为有效。有人认为蟾蜍治癣。唐王焘撰《外台秘要方》所载“疗癣神验方”云：“取干蟾蜍，烧灰末以猪脂和，涂之良。”又有人认为蟾蜍可治水痘。《吴趋风土录》：“端午日，药市收癞虾模，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人家小儿女之未痘者，以水蓄洋虾蟆五个到七个，俟其吐沫，过午取水，煎汤浴之。令痘疮稀”。更有人认为蟾蜍治疗各种皮肤病。宋唐慎微撰《证类本草》亦云：“虾蟆味辛寒，有毒，主邪气破症坚血痈肿阴疮。服之不患热病。疗阴蚀疽疠恶疮猁犬伤疮……生江湖池泽，五月五日取阴干，东行者良”。按他的说法，蟾蜍对一般的皮肤病，都是有效的良药。甚至人为狂犬所啮时也可使用，作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狂犬病疫苗。这类药方在古医术中所在多有。中医使用蟾蜍，最多的是使用“蟾酥”，即蟾蜍所分泌的特殊毒液。大概这蟾酥毒性很大，所以才有《帝京景物略》所写的那种用针枣叶刺蟾蜍眉间，避免让毒液喷到人眼睛的方法。吴地一地“为修合丹丸之用”而取蟾酥，使用的蟾蜍就“率以万计”，说来身体能分泌蟾酥，实为蟾蜍招来了祸患，而说端午是蟾蜍的劫数，此言的确不虚。
  参诸《淮南子》，汉代人捕捉蟾蜍，为的还不是蟾酥，而是为“辟兵”，何以蟾蜍辟兵，这是科学的思想方式无法解释的。《证类本草》标明去江湖池泽捉取蟾蜍的时间是“五月五日”，捉回来后要“阴干”，这会让人联想起文章开头藤原赖长那段故事。至于蟾蜍为什么有神奇的力量？为什么“东行者良”？要理解这些观念，就要再进入古人的信仰世界，按照古人阴阳五行的思路，看蟾蜍是怎样一种神秘的存在。
  在中国文化中，蟾蜍曾经被神圣化。说来这自有缘故。
  首先，蟾蜍属于蛙类，一产多子，当然很容易成为人们生殖信仰的崇敬对象。中国上古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皿，很多带有蛙文，足以为此证明。更重要的是，蟾蜍具有冬眠的习性。对于我们人类，生命只有一次，可这满身癞斑的蟾蜍，却可以生而后死，死而后生。这实在令古代的先民倾慕不已，由倾羡而生出了崇拜之心。后来又有人把这份生生死死的“神力”和天边的月亮由盈转缺又由亏而盈联系到一起。于是汉代画像石上，我们常会看到并画的日月，那太阳中站着一只三足鸟，月亮里经常伏着一只蟾蜍。月亮中的蟾蜍，和人世间的治乱关系密切。保存在日本的元弘抄本《五行大义》卷四纸背记《河图》云：“蟾蜍去月，天下大乱”。《天文要绿》“月占第五”引《易纬》云：“月中蟾蜍去月，经三辰，天下道俱有逆事，臣勉君战，不出三年”。
  汉人张衡《灵宪》曾交代这只蟾蜍的来历云：“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由于蟾蜍被编人嫦娥传说，于是也和不死灵丹挂上了钩，《抱朴子内篇》介绍不死灵药有五种，称“五芝”。其中“肉芝”就是“万岁蟾蜍”。据说万岁蟾蜍的神奇，来自头上的角，即“肉芝”，法力在灵芝以上，是长生不老的仙药。不仅“服之长生”，而且神奇非常：
  蟾蜍万岁者，头上有角，颔有丹书八字，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干，百日，
  以其足划地，即为流水。能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矢皆反还自向也。
  这就是《淮南子》讲到的蟾蜍辟兵的来历。故事中成了精的蟾蜍角，似乎还可以变化成人形自由移动，《抱朴子》还讲到：“行山中，见小儿长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这很像东北人参娃娃的故事。当然肉芝也有不变化或变化成其他形状的。传说仙人王乔就是服食肉芝而成仙的，《仙史》云：“武阳北平山有白虾蟆，谓之肉芝，王乔食以仙去”，这里蟾蜍保持了原形。而《神仙感遇传》中说：“萧静之掘地得物，类人手，肥润且白，烹而食之，逾月发再生。貌少力壮，遇道士曰：‘所食者肉芝，寿等龟鹤矣’”。这是肉芝变化成了白色的人手形。
  至于捉取蟾蜍为什么“东行者良”，这又和蟾蜍的阴阳属性相关。在古人眼中，月宫是个神秘的世界。月宫中有嫦娥，还有桂树、吴刚、玉兔、蟾蜍。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流行，月宫中这一切，自然被划分出阴阳。按照阴阳二分、阴阳互存的逻辑演绎，伐桂树的吴刚自是阴中之阳，月里的蟾蜍也是阴中之阳。汉刘向撰《五经通义》以为：“月中有兔与蟾蜍，并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在古人看来，月亮为什么会由圆而缺，那正是因为吴刚所伐，蟾蜍所食。《淮南子》曰：“月照天下，食于詹诸”。许慎《说文》以为：“詹诸，月中虾蟆，食月”。施文所引李白那句“蟾蜍饮月影”，在这里也就有了极好的注解。了解了蟾蜍是“阴中之阳”，也就不难明白是“东行者”最好。这是因为“帝出乎震”，震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位。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了古人为什么端午捉蟾蜍，而且强调端午上午的蟾蜍最好。这正是因为五月端午午时，纯阳用事，是一年“阳之极”的日子和时辰。
  再说蟾蜍辟兵，这又与古人关于“兵属阴”的看法有关。
  王粲《刀铭》云：“相时阴阳，制兹利兵”。盖兵属阴气，造兵自然亦关乎阴阳。在古人看来，对天地间的阴阳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日和月。《管子·四时》讲到：“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是故圣王之国，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行，彗星见则修和”。可见在古人阴阳五行观念的框架中，阳和德同属，阴和兵刑同属，而日月关乎阴阳德刑。古人有一个看法，认为铸造兵器首选的好日子是月食之日。选月食日造神兵，在历史上是有据可查的。比如《汉书·韩延寿传》就记韩延寿“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仿）效尚方事”。因为月食之日，阴刑之气最弱，阳气盛极溢于九霄。兵虽阴气，但成乎月食之日，所具备的是阴中之阳的品质，所以，制成的兵器自非凡兵，大可以用来镇宅，用来避邪。同样的道理，蟾蜍食月，亦为阴中之阳，所以具有克制阴气（兵）的神奇力量，这大概就是“万岁蟾蜍辟兵”这一观念的深层逻辑。细细想来，本文开头《玉烛宝典》中那块满是蟾蜍血的布，经纬里织满的，大概也是这种“阳中之阴”、“阴中之阳”的逻辑吧。
  武侠小说关键词（二）
  李　欧
  义
  义，无疑是侠文化的核心理念。赞大侠，“义薄云天”；行侠江湖，须“义气当先”；侠士风度，“见义勇为”；大款式的大侠，还应“仗义疏财”；侠办公地点为“聚义厅”；侠消闲会所为“义和轩”……。故李德裕一言以蔽之：“侠非义不立，义非侠不成”。对于侠，义之意深矣！大矣！
  考“义”，可知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不但指陈蕴涵多值，边界富有弹性，而且疏通流转，历久弥新。各个流派，各种思潮均可据为己有。钟鼎文中已有“义”字，意为“威仪”；《尚书·康诰》中有“用其义刑义杀”。《春秋》《国语》《战国策》则频繁使用，先秦儒、道、墨、法、名、杂的典籍均有各自的论述，甚至专章探讨。学者们认为“义”与“礼”、“德”等为先秦伦理学中的“全德”之一。但究其实，各思想流派的“义”的内涵差异甚大。孔子断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墨家则宣称：“义者，利也”；王安石还接着说：“理财所谓义也”。孟子认为“敬长，义也”；《礼记》称：“义者，宜也”；故程颐接着说：“顺理而行，是为义也”；但洪迈则认为“至行过人日义”……真是，千古“义”字难明白。
  太炎先生曾论到：“侠无学，故不彰”。但是，侠可用各个思想流派的资源来建构自己的“义”，并以文艺形象和虚构叙事表现之。例如，以下论述，均是侠之“义”的构成：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里仁》）义者，正也。（《墨子·贵义》）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墨子·天志下》）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荀子·荣辱》）
  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有义辱。（《荀子·正论》）
  其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而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