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史层面对日本国家抹消“战争记忆”的暴力性提出尖锐的批判。高桥哲哉同时跨越知识学理和真实政治的实践，旨在谋求新的“文化的抵抗”路径，展现了内在于日本后现代思想的批判活力。
  小森阳一和高桥哲哉“现象”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新的左翼批判势力的崛起，我将其称之为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这个提法，主要是指在大学时代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浸染，于九十年代前后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基础和思想立场，用后现代的观念和方法论在各自领域内颠覆既成的现代知识体系，而于九十年代中期迅速转向政治介入的一个新型批判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传统架构来思考当下的政治问题，又强调以独立个体的立场发言，拒绝一切组织形态的构建，从而与传统旧左翼明确地区别开来。1998年高桥哲哉、小森阳一为主编的《超越民族历史》一书的出版，以及稍后两人与石田英敬、鹈饲哲共同签署的《二十一世纪宣言——摆脱“寄生民族主义”》的发表，标志着该“群体”的形成并正式在日本的言论界亮相。他们从后现代迅速转向左翼批判的异军突起，在旧左派人士看来有些不好理解。不过，从后现代思想原本出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这一知识谱系上观之，自然有其顺理成章的逻辑依据。而我在书中更注重分析，这个“群体”是在日本怎样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实现“转向”的，他们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左翼，特别是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左派有哪些精神上的血脉传承，在哪些方面出现了断裂，其实践为新时代知识分子干预公共事务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等。
  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的社会斗争实践，让我们不禁想起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翼斗士投身社会革命的风采。不过，他们所倚重的思想资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或者存在主义的主体论以及反战和平的世界主义想像。面对国家和媒体联手操控舆论的高度信息化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化成一个个单独的媒体，如小森阳一和“九条会”成员那样，通过一场场奔赴大小市民集会的“广场”讲演，以面对面话语对话语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在任何思想和知识都可能成为消费符号而无法沉淀到深层并聚集起抵抗力量的大众消费时代，他们还必须面对思想话语不断被瓦解掉、不断被时尚所征服的危险，他们需要源自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解构、话语分析、他者理论、差异政治学和后殖民批评等等思想资源。这样，也就形成了与上一代左翼人士大不相同的精神风貌。他们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相会通的柄谷行人，还有在思想史领域中运用知识考古学等对日本近代予以激烈批判的子安宣邦，同属于知识左翼阵营。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对具有世界同时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向左转”现象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
  日本“新生代知识左翼”的政治介入呈现出以下特征：一、在颠覆现代性思想的哲学基础——二元论模式和“同一性”形而上学观念的同时，努力寻求承认多样性、差异化、他者性和关系性局面的确立。二、不再抱有“从历史必然性中推导出革命主体”这一幻想，而是强调从后现代思想特别是与他者的关联中重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并在实践中摸索主体形成的新方式。三、在社会运动的方式上尽量避免传统左翼的金字塔式官僚化组织模式，强调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广泛的市民运动。四、普遍对近代民族国家这一制度安排持批判态度，强调要建立超越民族历史的国际主义视野和联带机制，但也注意把“民族一国家”分节化，对机能性的“国家”表现出一种宽宥的姿态，认为福利国家制度至少是眼下抵制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重要途径之一。
  华勒斯坦曾经指出：1848年革命促成了反体制力量一种基本的政治战略，即把以某种方式谋求政权的夺取这一中间目标作为改造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站。结果，使反体制运动走向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者超越民族国家的武装斗争；二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直接参与政权推动福利社会的发展；三是与本土的民族主义运动结合。而这三个不同的走向最终都导致了左翼势力自身的逐渐衰退（《反体系运动》）。可以说，1968年革命中“新左翼”的出现主要来自对上述旧左翼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他们必须在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质疑传统旧左翼动员社会力量的方式和本身组织原则上的问题。今天，日本的新生代知识左翼也依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他们针对保守政治与大众媒体联手操控思想舆论的局面所进行的斗争，能否扭转日本左翼势力衰微的状况，是否像罗蒂呼吁的那样，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主义左派的改良传统，甚至考虑与自由派达成和解携手并进（《筑就我们的国家》）以抵制右翼势力的猖獗，他们能否为公共知识分子干预社会提供新的参照模式，则尚需拭目以待。从世界范围观之，可以说，日本的新生代知识左翼是目前全球左翼批判力量中十分活跃的一支，他们极具实验性和丰富内涵的斗争实践，足以让我们对批判势力的增长产生更多的期待。作为邻国的学者，我愿以诚挚的目光静静地关注着，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与之对话，以形成思想与知识的互动。
  （《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赵京华著，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日本“文人趣味”的由来
  中田妙叶
  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文人”一词从中国输入日本，后来逐渐成为大多数儒者的自我定位。
  日本江户时期的社会体制是从上到下严格的世袭制，无法像中国那样实施科举制度。所以，日本的儒者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只是处于武士与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当时只有生于武士家庭者才能当官，所以官僚全部来源于武士阶层。为了让下层百姓能够承认并接受世袭统治制度，幕府借助朱子学说巩固体制。但是，在日本这种世袭制十分严格的社会里，儒学以“礼”为核心而阐发的“经”的思想体系，与日本现实社会很难符合。中国儒家自孔子以来形成了“为政以德”、“有德者王”的基本政治理念，它与对暴君实行“放伐”（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思想观念有直接关系。而这种理念和“万世一系”的日本国体观完全是对立的。
  新井白石（1657～1725）在《折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