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欧美的后现代思想以工业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为背景而直接发源于1968年革命并在结构主义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相仿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及都市消费文化的发展，还有反抗“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社会斗争和学生造反运动，也是其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直接根源。如果说，1968年革命是以反社会、反制度、反文化的过激姿态实现的资产阶级反抗自身的内部革命，那么，运动中“新左翼”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则意味着经典马克思社会斗争理论——以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二元论模式阐释世界，强调“历史法则与主体性”在矛盾斗争中推动革命实践的思考——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日本1968年“大学纷争”中也出现过作为以“宇野经济学”和“广松哲学”为代表的“新马”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的现象。前者强调《资本论》经济学上揭示资本主义必然面临经济危机的科学性，但否认其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逻辑；后者用“物像化”概念区别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而视其为整体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核心概念，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当时以“异化一革命”为主轴的斗争理论。很明显，这个“新马”已经大大偏离了以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为指归、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经典马克思理论，带有比较浓厚的结构主义特色，它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六八年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暗自开启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
  日本后现代思想的兴起还有一个前奏，即六八年革命之后迅速出现于一些学术领域的结构主义思潮。如哲学家中村雄二郎通过关注被压抑的感觉、空间、场域的价值意义，从近代哲学的“边缘”地带向处于核心地位的“理性”发难；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运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重新挖掘被“近代历史”叙事所遗忘的神话、习俗、边缘文化的固有力量，以此挑战“理性”为中心的近代精英文化；还有文学批评家前田爱通过独自的文本批评，从“外部”解构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框架，实现了文学研究方法论上“从存在到结构”的重心转移。七十年代后期，以上述三人为中心，有心理学家市川浩、作家大江健三郎、美术评论家多木浩二等参与其中的学术同仁圈，在推动日本结构主义批评发展的同时，也为稍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
  作为一种笼罩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和改变传统思惟范式的方法论潮流，日本的后现代批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当初，虽然也出现过浅田彰、中泽新一等“后现代青年”，游戏于“相对化”、“差异性”等概念之间，为大众消费社会的知识消费推波助澜的浮泛风潮，但是经过十余年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在以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为代表的理论家之努力推动下，其已深深进入到日本本土的思想语境中，深刻改变了当今日本知识生产的面貌和走向。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具有反主体、反中心、解构既成知识体制的倾向，与传统的左翼相比，他们虽然也关注种族、性别、身份等“文化政治”问题，但主要是学院知识内部的“造反者”，对实际社会的民主进程、平等与解放等“真实政治”并不怎么关心。日本的后现代批评当初也带有这样的“去政治化”倾向。但是，九十年代后则出现了急遽转向“左翼批判”的趋势，甚至走出学院直接参与到“真实政治”斗争中去，其中一部分还形成了“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
  这种状况与西方一些后现代知识领袖重新关注马克思和社会问题的趋势遥相呼应，而日本国内政治变动的本土语境则是其向“左转”的直接背景。1995年前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宣告了日本“五五年体制”的解体。1993年国会大选，政坛上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都遭到了惨败，不得不于第二年组成联合政权，这不仅标志着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历史的结束，更反映了原来属于革新政党的社会党的败北和作为长期支持该党的社会群体——工会组织的分崩离析。同样属于革新势力的日本共产党其情形更糟，大选后不得不确立“对内不问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新方针，以应对选举政治。这也象征性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日共思想理论的追随者日趋减少，知识阶层左翼批判势力不断衰退的状况。与上述政党政治层面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相呼应而出现的，是一般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知识阶层中右翼一派以历史修正主义为表征的民粹主义思潮的膨胀。1995年自民党内组成“历史研究会”并出版《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把十五年战争定义为对抗英美的自卫战争而拒不承认其侵略性质。同年，民间团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并与稍后出现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起形成了知识右翼阵式，他们在否定侵略战争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自民党遥相呼应。而《国民的历史》一书于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出版并登上畅销书榜中，成为日本社会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发展到一个新高潮的象征性“事件”。这个政治变动的本土语境，无疑是一些后现代批评家迅速转向左翼批判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兴起和最近的“向左转”，都与西方具有同构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其放到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来观察，从中思考其起源、方法论特征以及思想史意义。同时，通过剖析后现代主义由“文本解构”向文化政治和社会批判“转移”的逻辑理路，将加深对公共知识分子如何为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而发挥应有职责的认识。这样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需要在方法论上采取相应的写作策略。我在书中避开一般的以线性时间为主的历史叙述，而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在解读几位活跃于日本文化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实践时，尽可能地与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同时，充分注意到他们在日本的特殊语境下，其实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在“个案”分析中，我还力图透过文本细读以形成对话的态势，努力去触摸日本学者、批评家其后现代思想背后的文化政治和伦理关怀，从而获得对普遍性问题的深层讨论。
  本书集中讨论了四位影响广泛的后现代理论批评家，和一个正在形成发展中的来自后现代思想脉络的“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他们分别属于理论批评、思想史、文艺评论和哲学研究领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文学科中后现代主义发展和扩散的基本状况。柄谷行人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其三十余年来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实践，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后现代思想发源于六八年革命，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迅猛发展而于九十年代逐步转向“左翼批判”的演进过程。特别是他倚重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又借用解构主义的思考理路和分析工具，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诸如“差异化”、“他者”与“外部”等观念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大大地丰富了日本后现代理论批评的内涵。另一方面，作为始终坚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批判价值的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柄谷行人一贯致力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从中获取不尽的思想资源。而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侧重以解构主义方法颠覆各种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九十年代借助康德的伦理学重返作为社会斗争原理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其发展变化本身既反映了他个人独特的思考路径，又体现出与“西马”之间的共通性。2000年前后，柄谷行人正式组织起“新联合主义运动”（追求“可能的共产主义”的市民运动），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价直形态理论，提出从消费领域来抵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原理。这些新的尝试对于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当今的理论价值，以及眼下日本左翼运动的流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子安宣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具后现代倾向和社会批判性的学者。他从早年主要从事江户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研究，到九十年代以后通过挑战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叙述，建立起自己从现代知识制度层面批判日本近代化、反思战争历史的“知识考古学”。其中不仅将福柯的知识制度批判阳话语分析方法成功地融合到思想史研究中来，而且在借鉴西方反思现代性的文化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于“近代性”视角之外观照日本的近代，又从四百年来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长时段视角思考日本与亚洲关系的思想史方法论。在这样的方法论视野下，子安宣邦对日本近代化的反省得以进入到历史批判的深层，产生了强有力的社会效果。可以说，他的思想史研究和社会批判是将后现代主义成功地落实到本土历史研究中来的代表性范例，标志着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深厚实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上升和一般国民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局面，子安宣邦内在于学术的社会批判越发激越，其对于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自由主义史观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批判实践，为我们考察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文化政治学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小森阳一是在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较早运用文本分析和叙事学理论，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传统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做出了有力变革的重要学者，同时也是具有后现代倾向并关注政治参与的新一代知识左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相继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重心转移。一个是从文本“内在批评”向重视“文化研究”的文学“外在批评”的转移，另一个是从语言解构向政治介入，或者说从文学研究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转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积极投身社会斗争，在抵制新编历史教科书，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运动中，展现了日本知识左翼崭新的风貌。小森阳一没有像子安宣邦、柄谷行人那样经历过战争和战后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但从他实际投身社会斗争的实践，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翼斗士精神血脉的承接。当然，今日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状况已不同以往，他在实际的“真实政治”参与中，一面警惕重蹈传统旧左翼将思想理念简化为标语口号以动员大众，和金字塔式组织结构造成的官僚化的覆辙，提出社会运动的新方式：重新回归个体以个人身份参与市民运动；一面又鉴于保守政治与大众媒体联手操控舆论、扼杀独立思考的状况，提出用面对面的语言传递方式与听众对话以颠覆“大众媒体墙”的策略：每个人成为媒体的语言运动。这无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今日本“知识左翼”参与政治斗争的新态势和新走向。
  作为经历了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日本由工业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并直接推动了八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批评在日本发展的重要人物，上述三人于九十年代初都不约而同地走过了一个从一般学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则呈现了日本后现代思想的复杂性和内在的批判性格。与之相比，在哲学领域以二十世纪欧洲思想特别是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为研究对象的高桥哲哉，从1992年出版第一部著作起，便在构筑解构哲学和他者伦理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到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论争”中，并直接投身旨在追究日本国家战争责任的“女性审判日本军队性奴隶制国际战犯法庭”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就是说，在高桥哲哉那里，基于后现代思想的学术研究与“真实政治”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融为一体的，这反映了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新变化。他的一系列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批判功能的著作，一方面从勒维纳斯、德里达的形而上学“他者”论谱系中解读出具有“伦理政治可能性”的“他者性”观念，以此来阐述日本必须透过亚洲这一“他者”认识自我，并在伦理政治上承担殖民侵略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透过对阿伦特“忘却的洞穴”说的解读，结合欧洲的“大屠杀否定论”和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话语，提出对抗“忘却的政治”而建立“记忆的政治学”的主张。从而，使他得以从哲学和历史层面对日本国家抹消“战争记忆”的暴力性提出尖锐的批判。高桥哲哉同时跨越知识学理和真实政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