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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有位看过此片的国内观众在网上推荐它“是对美国多年来在中东实施的强权政治的一次毫无遮拦的揭露和讽刺”（httpdoubansubiect1439286）。如果所有的观众都觉得本片“毫无遮拦”，那么制片方和投资人秘而不宣的意图就真的完美实现了。事实上，倘若对强势文明的话语逻辑没有必要的警惕之心和批判意识，便很难不被它牵着鼻子走。
  陶希圣和《食货》
  梁　捷
  当代学者谈论经济史，总会提到郭沫若的名字。郭沫若在1930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之作。可那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另有一个学者名气比他大得多，开始这方面工作也更早，他就是陶希圣。
  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写于1935年，他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又过了十余年，顾颉刚在抗战之后写出了《当代中国史学》，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41位。蒋介石战败以后，陶希圣随之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1988年在台北逝世。
  近几十年来，国内可以见到的陶希圣著作只有薄薄一册《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是他30岁时出版的作品。他的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没有重版过。这种待遇与他三十、四十年代在学界产生过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大相称的。
  陶希圣生于1899年，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父亲陶炯照，前清秀才。1903年的时候，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第一，杨度第二，陶炯照亦榜上有名。可是慈禧厌恶梁士诒的名字“梁头康尾”（康有为又名祖诒），将他除名。受梁的株连，陶炯照及这一榜上的其他考生的功名全部作废。
  陶炯照去河南谋职，陶希圣亦跟随父亲去了河南，先是进旅汴中学，成为清末第一代的中学生。当时陶希圣的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等，属于最新式的教育。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并被录取，同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预科期间，陶希圣读宋明两代的学案特别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开始真正的“苦读”。
  1918年，陶希圣转入法科系学习。根据他的回忆，这段时间里他的学习兴趣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日本人的民商法；另一方面则是从“共学社”（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这样的地方购买新书籍，开阔眼界。他先后读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考茨基《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著作。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费孝通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家庭到宗族到社会，与西方颇有不同。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和中国历史，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分析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等，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都与他思考的起点分不开。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他认为它们对他后来的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书，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国学书，清代胡培晕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在根本逻辑上存在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而古籍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发掘整理。
  总的来说，陶希圣读书时在政治上不算很活跃。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卷入不深，也没有加入任何左翼的社团组织。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学校做教师，随后去了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
  二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曾在馆内任职的著名学者就有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杨端六、唐钺、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等。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里慢慢读书积累，同时开始在《东方杂志》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偶尔也在大学里兼一些课。
  五卅惨案发生后，陶希圣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商务印书馆也开展罢工运动，陶希圣又被聘为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陶希圣的影响在逐渐扩大。他在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同时在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完成了《亲属法大纲》，可是未能出版。出于生活和政治上的考虑，陶希圣在1927年初接受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聘书，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务之职，赴武汉任教，职位是中校政治教官。到了武汉，他又在武汉大学兼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从这时起，陶希圣结识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一批朋友，逐渐卷入政治。
  1927年4月，发生了“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是五月份的北伐。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陶希圣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军法处处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伐很快失利，陶所倾向的国民党改组派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劣势。陶希圣心灰意冷，躲到武汉福寿庵里读《资治通鉴》。他对国民革命失去信心，遂又回到上海。
  接下去的两三年里，陶希圣主要靠卖文来维持生活。有时也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或者中国公学兼些课，但写作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与政治保持一段距离。《新生命》月刊与他关系最密切。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陶在上面先后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名篇。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的文章结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顿时成为畅销书，在以后的几年里印了八版，销量数万。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关于“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社会史论战”正式拉开了帏幕。
  在这段时间里，陶希圣连着出版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书，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故而到了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立即接受，从此他又回到了学院。
  陶希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一个学期后，接了北大的聘书，赴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系教授。此时，所谓的社会史论战正在进入高潮阶段，王礼锡公开撰文“挑战”陶希圣。陶希圣后来在北大七年的教学生涯，都和这场争论紧紧缠绕在一起。
  三十年代初陶希圣再次面对的北大，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章太炎留下的学术传统，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变成政治保守的同义词。另一些左翼学生则空前激进，不愿意做些扎实的研究工作，还在课堂上起哄捣乱。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课堂内外都在争论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支持左翼的学者有号称“干部派”的黄松龄、马哲民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支持右翼的学者有号称“反对派”的刘侃元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派往往在课堂上受到学生的嘲笑，非常艰难。
  陶希圣自认左右两派都不是，他的观点是，“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应当是士大夫与农民”。陶不但想避免直接的争论，还想矫正北大的学风，于是决定组织一些学生做些社会史、经济史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既有学理上的价值，也可以为社会史论战提供一些学术支持。
  他于1932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这篇文章中袒露了心迹，“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
  一开始，陶希圣想到的是编书。他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完成了《西汉经济史》，后来收入何炳松丰编的《中国历史从书》。到了北大以后．他就牵头成立“经济史研究室”，先后发现和培养出武仙卿、鞠清远、沈巨尘、连士升和全汉升等一批年轻学子，展开合作研究。当时他定下的研究计划是，“整理唐代和唐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史料”，几年里就产出大批成果。
  年轻学生刘道元写出《两宋田赋制度》，全汉升写出《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借用自己的关系帮他们联系出版。1934年，陶希圣与武仙卿合著的《南北朝经济史》出版；1935年，陶希圣与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出版；1936年，陶希圣与沈巨尘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出版。出版社都是商务印书馆。
  其实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成果未能广泛传播。以唐代经济史为例，他们当时按照分类主题整理出八大册资料，后来只有“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和“唐代交通”这三册得以出版，其余的后来都毁于战火。又比如他们曾经系统整理了辽代经济史的史料。德裔汉学家魏特夫与北大有密切合作，很早和陶希圣熟识。陶希圣自述说，后来魏特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与冯家升合作，完成了英文版《辽代经济史》，该书1949年出版。
  陶希圣另一项要被人记住的工作，就是他创办了《食货》杂志。在《食货》之前，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后来长期由陶孟和与梁方仲打理，在学界颇有一些影响。可是它半年才出一期，无法满足众多学者的要求。所以陶希圣决定自己办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食货》半月刊发刊缘起、旨趣与办法：“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的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