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电话的利用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老偷偷和小雪通话。按老太太的日程安排，恋爱结婚应该在工作以后，本着少汇报少出错的原则，小雪其人其事根本就没让她知道。
  结果是我度过了一个乏味透顶的春节。我拎着礼品，跟随父亲到那些有可能接收我的单位领导家里拜年。我二十大几的人了，还要装嫩，冲这拨孙子可劲地喊叔叔阿姨过年好。我倒也无所谓，只是可怜我那一辈子为求开心颜而不肯摧眉折腰的老爷子，努力挤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其实我和父亲心知肚明，爷俩都是在走过场，谁也没把这项任务当真。只不过在同母亲多年的斗争经验中，我们总结出一致的真理，不抵抗永远是对的。我们的成绩还算令老太太满意，有两家父亲战友握有权柄的单位基本落听。母亲很兴奋，顾不上批评我的吊儿郎当，心不在焉了。
  回学校之前我和父亲在汽车站的一个小饭馆边喝边聊。我跟他说了要留在北京的打算，并一再道歉自己不能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老爷子很看得开，抿了口酒，笑着说“趁我和你妈还年轻，你就折腾几年吧，实在混不下去了，再回来也不晚。关键是你妈的工作不好做。”我知道这个决定对母亲的伤害，但我已经很难回头。如果照她的安排去选择，我甚至能看到自己那个安稳却难有变化的未来，那不是年轻气盛的我所能接受的。父子轻轻碰杯，心领神会，对母亲的先斩后奏就这样在无言中商量妥当。
  很多所谓的教育学者经常强调什么狗屁代沟，指责父母不肯理解孩子，没给孩子交流的机会。在我看来，那都是扯淡。永远有多远，父母的关爱就有多远。他们的爱不需要交流，顺其自然和指手画脚只是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们的爱几乎没有原则，硬要找出一条来的话，那就是以子女的幸福和快乐为最高准则。我误会了母亲二十年，而理解这个，仅仅是一个电话。四月底是双向选择的最后截止日期。我给老太太拨了个电话，期期艾艾地说出了想留在北京的打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十秒钟，母亲的话悠悠传了过来。“也好，大城市锻炼人，我和你爸再给你联系一下那边，托托人。”一个冬天的筹划，一个春天的奔波，就在我的一个小小决定里灰飞烟灭，母亲没有半句怨言。她还要为我的新决定继续筹划，继续奔波！
  在老太太的观念里，一个人生活在某个城市，就必须要有该城市的户口，漂的状态对她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五月初的一天，父亲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宿舍楼下。不消说，这是奉了母亲之命来联系我的留京事宜。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家北京有什么有能量的亲戚，在为父亲接风的饭桌上，对他这次行为的实效性大加否定。老爷子淡淡地说“在老家也没少折腾，你还不是不干？再多折腾一回也无所谓”。我无言以对。老骆和周坚忙不迭地给我爸敬酒，把我羞惭的尴尬给过渡过去。虽然平时没什么走动，可亲戚们都很热情，我怀疑是冲着父亲带的不菲的礼物，不过说到留京，他们只能以爱莫能助来回答了。注定是无功而返，但总算是尽了人事，父子都很轻松。李方请老爷子吃了顿饭，为不能帮我解决留京指标向他表示歉意。同时对我进行了吹捧，说什么即便没有户口我也能生活得不错云云。老爷子则郑重其事地拜托李老师照顾管教我，一餐饭吃得皆大欢喜。
  临近毕业，伤感就象瘟疫在校园里传播。天天都有喝的烂醉如泥，抱头痛哭的兄弟，柔肠百转，却不得不接受天各一方的鸳鸯。我和老骆却没那么自如。我带着新的学弟继续考察，只不过称呼已经改做高经理而非摄像师小高。老骆则和李方一道忙着策划一个全国家电名牌排行榜，吃完政府，他们要从虚荣的企业主身上攫取财富。但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我也不能不被那群睡在上铺的兄弟们打动，投入到晓风残月的分别伤感中去。
  最为忙碌的是大诗人周坚，丫把做诗的天分全发挥到写留言上了。给我留的是“如果你是一条迷失在沙漠里的狗，我愿做一根电线杆。”连我的排泄问题都想到了，可谓仁至义尽。给老骆留的是“如果你是左脚，我决不做那只右脚，我相信你足以独步天下。”估计那会丫就惦记着日后跟老骆要救济而把马屁提前拍了。当然，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留言，因为对象和我关系不大，故而我也不太记得了。
  一段日子就这样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留下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留下。只不过我还得呆在这个城市，继续我的悲剧。
  从学生时代转个圈回来，我的心情总是很好。比起那个愤世嫉俗的少年，现在随遇而安的我显然更快乐一些，至少我自己有这种想法。在过往和现实间穿行，我经常误以为站错了方向，否则，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了很有名气的知音。
  头一个五一长假让很多人大赚了一笔，但寻呼台显然不在此列。节前盲目乐观而疯狂放出去的机器，大部分还呆在分销商的柜台里。大伙都忙着出去玩了，谁还有心思买这玩意？原本指望开市后在股票机上找补回来，谁承想，股市之花也没能在红五月继续绽放，开始有些羞答答的，靠它吃饭的软件，呼机这些寄生虫当然也得蔫了。我们台的大小头目开始有点起急，连着开了几个会，动员大家多跟商家联络，推动销售，同时也有增加宣传开支，以图亡羊补牢的意向。我暗暗琢磨，老骆磨好的小刀该派上用场了。对付我们那个以官僚自居，管销售的小头目，人海战术和群众呼声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只要前方搞销售的哥几个借分销商的口要促销礼品，基本就能搞定。
  李静的音像店经过了一个生意清淡的五一之后，还是没能摆脱被拆掉的命运。毕竟开了那么多年，在给我的电话里，她的声音有些伤感“高阳，我那店要拆了，你要是方便的话，过来帮我收拾收拾。”。我知道女人在被迫舍弃某些事物的时候，总会希望抓住另外的东西，帮忙收拾不过是借口，我当然欣然允诺“好，我过去帮你收拾，同时敛点老片子。”被李静轻骂了声贼不走空后，我迅速挂了电话，以出去结帐为由开出了台上那辆破桑塔纳。西四环和南四环还在紧张施工，造成的拥堵我早习以为常了，这个城市每天都在破坏和建设之间，虽然千疮百孔，可永远热火朝天。我不知道大多行路人的心情，但我总是容易把四环想成死缓，虽然修好后不会象现在堵的这样死，可不堵车的日子就跟那刑满释放的日子一样，遥遥无期。
  刚成型还略显粗糙的桥墩已经被贴上了小广告，内容打通小异，基本如下“祖传秘方，药到病除，专治尖锐湿疣，淋病梅毒……”这些白色的纸张和对面临街房墙上那血红的“拆”字遥遥对望，相映成趣。只不过前者有些小心翼翼的委琐，后者却透出盛气凌人的狰狞。店里很凌乱，我跟李静打趣说外面墙上的那个拆字写的很有风骨。她惨然一笑“我看那个画了圈的拆字，就象看电影时看死囚背的那个斩字似的，总是心惊肉跳，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使劲握了握她的手，无言地表达了对她的理解。其实，我真的想给她些安慰甚至力量，可惜我不能。李静把那些盘和磁带整齐地码放到准备好的纸箱里，我则拆卸那些组合的货架。在货架的角落，我发现了不少老的打口带，我倍感亲切，这些残缺的玩意，曾记录了多少年轻的梦想？曾被多么真诚的渴望？现今，它们就象行将就木的老人，布满灰尘，寂寞地蜷缩在角落，等待着被遗弃或者被毁灭。我把它们收拾起来，放在一边，准备带走。当然，我的兴趣不仅仅在于怀旧。把货架折起来以后，我开始翻腾那些没有封面的光盘。越翻越失望，我禁不住嘟囔“不可能，不可能啊，姐。”“什么不可能？”李静抬头问道。“你这怎么一张毛片都没有，甚至连张经典三级都见不着？”李静狠狠踹了我屁股一脚“你怎么这样啊你？你看的姑娘还少啊？”我站起来揉着屁股，一本正经地说“对天发誓，我看毛片也好，看姑娘也好，都是为了积累经验和激情，等待遇到你的那一天。”李静干活的速度明显下降“高阳，我就是喜欢你总能把那些不好的事情说的特高尚。”“姐，这你说的就不对了，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只要咱俩在一块，没有不好的事情。”我目光坚定，语调铿锵，轻轻绕到她身后，她的腰肢那么柔软。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俗语真的没错。不知不觉间，几个大箱子和货架已经整齐地码放在地。我看了看时间，快一点了。李静已经和进货的人联系好，把新的，没开过封的盘退给对方，但是需要我们送去。我们俩试着把装满新盘的箱子抬到车上，李静显然很吃力。看着她咬牙切齿的样子，我心痛的不行，坚决让她放下。我出了门，走到对面四环桥下，几个民工正在吃中午饭。我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两个憨厚的小伙子跟我过来了。几个大箱子在他们的手下简直如同无物，他们帮我塞进后备箱，还认真地摆齐。然而我递过去刚在旁边小店买的两包烟的时候，他们却坚辞不就，声称纯是帮忙，要是拿烟就不地道了，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功利和卑琐。最后我指天划地地讲我们俩都不抽烟，他们不要的话只能扔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才不好意思地接了过去。看着他们走远，我和李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站了会，好象都有话要说，却谁也没言声。我看了看贴在墙上披着长发的布拉德。皮特，秋日的阳光照着他和胯下的马，显得那么英俊洒脱。是《燃情岁月》的海报。“他姑父的，要是被推土机铲了也算死得其所，可要被那倒霉的房东擦了屁股可埋汰了我的偶像，不成，这个也要拿走。”我掂着脚尖，轻轻撕下四个角贴着的胶带，仔细地揭了下来。李静帮我小心地卷起来。“你的女偶像不一块带走？”她指了指另一面墙上并排的苏菲。玛索和梅格。瑞恩。
  “我的女偶像在这里。”我一把抱起她，向门外走去。李静在我怀里扭动，象个不安的兔子。阳光已经很热了，打在脸上有些不舒服，但没有了春天肆虐的风，尘土在脚下很安静。我的心情很好，最主要的感觉是自己真的饿了。
  上了车之后，我拿出一张打口带，塞进录音机。鲍勃。迪伦的歌让我更加兴奋“过去我们曾经苍老，如今我们风华正茂。”哈哈，我的知音在这里！
  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找到有把握的答案。我们究竟是因为害怕寂寞才交往朋友，还是因为有了朋友才不感到寂寞。当然，在老骆眼里，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毫无意义。每当被我在酒后问及的时候，他总是晃着脑袋说“朋友就是朋友。”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
  作为当年的“空中房地产”，寻呼台曾经为报纸的广告版面做过不小贡献，可现如今，大家基本都从报纸上消失了，偶尔有露面的，也被我们冠以败家子的称呼。大家把力气都用在降机器售价和服务费上，拿纯利往广告上贴显然不如降价直接有效。不过，我们还是说服了管销售的头做批礼品，在卖股票机的时候搭着送，谁让咱是公家买卖呢？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把我那个“不是很熟的，做礼品的朋友”老骆推荐给了我们销售部经理。第一顿饭约在马甸桥边上一叫“隋园”的海鲜酒楼，老骆讲那里的东西便宜，又不跌份。
  开始喝的是小糊涂仙，味不怎么样，还特贵。第二瓶就让我给换成了便宜一半，味道差不多的铁哥们，我的解释是头次见面，这名字喝着也喜幸。斯时我们头正和老骆感叹通讯行业的不景气，对换酒一事没什么反应。老骆准备放开了喝，根本没开车。我们经理带着和他住挺近的同事二哥，好帮他开车。二哥这个赌鬼加烟鬼竟然滴酒不沾，在我们单位和我这个不抽烟的酒鬼正好凑一对。因为老骆的问题忒多，我们头又很乐意回答，所以我和二哥基本没什么发言机会。我们俩只能听着他们俩一问一答那些幼稚透顶的问题，默默消灭杯子里的酒和可乐。老骆态度特诚恳，那样子恨不能拿笔把我们头的回答给笔录下来。什么北京一共有多少家寻呼台，有多少股票台，主要都和哪个厂家合作，甚至连寻呼小姐一般要求每分钟打多少字他都要问。听的我和二哥直摇头。我心里对老骆的敬佩真是一浪高过一浪，我没跟丫讲过我们经理好回答问题呀，丫怎么这么利索就找着病根了呢？最后的结果是礼品的事情只字未提，俩人进行了寻呼知识的简单培训后就是我和老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