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之例说——史密斯向周恩来表示友好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是位美国将军，曾任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1954年，他随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当时，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除非是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在这种冷森森的气氛中，人们传说杜勒斯在国联大厦休息室里无意中碰到中国总理时拒绝同他握手。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会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惟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问里那条长长的卷筒手纸。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星期里，史密斯将军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攀谈。虽然这种交谈是随随便便的，但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意义。周恩来总理决定直接同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史密斯正在柜台前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朝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楞，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之后，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周恩来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伸出手来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原来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他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周恩来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见面时用肘碰了一下周恩来的胳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但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
  忍辱负重之例说——阿方接受战败之辱
  在现代战争中，忍辱负重，以屈求伸的意思已发展为以灵活的策略对付险恶的局势，保障自己有回旋的余地，有再生的可能，以政治、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先求自己立于不绝之地，然后创造战胜敌人的条件。
  在政治、外交斗争上，它表现为在自己蒙受巨大损失，面临绝境之时，暂时接受敌人极为苛刻的条件，以获得喘息之机。例如，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方遭到以色列的突然袭击，部分领土被敌占领，军事力量损失严重，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置大片领土于不顾，接受了停火条件，暂时忍受战败之辱，以坚定复仇决心，政治上实行联合，经济上求得发展，军事上不断强大，自强不息，忍辱奋斗。6年以后，果断地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一举突破了巴列夫防线，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夺回了大片失地，洗清了以前的耻辱。可以说，如果阿方1967年以后不忍辱负重，则谈不上1973年10月的战争胜利。
  摘自《三国智谋应用500例》
  三五。缓兵之计——司马懿缓战破辽东
  这个智谋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一百六回“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魏明帝曹睿时，辽东太守公孙渊称雄一方，自立为燕王，改年号绍汉，联络东吴，侵扰北方。边官报知魏主曹睿，曹睿决计派司马懿率马步军4万前去平定辽东。
  司马懿统帅魏军取得初战胜利后，很快把公孙渊困在襄平城（今辽宁省辽阳市）里。这时已是秋季了，秋雨连绵，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魏军的运粮船从辽河口出发可直接开到襄平城下。由于魏军都泡在雨水之中，行坐不安。左都督裴景见状就向司马懿建议说：“雨水不住，整个军营中泥泞不堪，军营应当移到前面的山上。”司马懿听后怒道：“擒获公孙渊只在旦夕，怎么可以移营？如果再有人说移营立斩不赦！”裴景诺诺而退。过了一阵，右都督仇连又来告诉说：“军士泡在水中苦不堪言，请太尉移营高处。”司马懿听罢大怒，厉声说道：“我军令已发，你胆敢故意违抗！”即令推出斩首，把首级悬于辕门之外，三军军心为之震慑。
  司马懿又令南寨人马暂退20里，纵城内军民出城樵采柴薪，放牧牛马。部将陈群疑惑不解地向司马懿问道：“从前太尉您攻打叛将孟达时，兵分八路，八日赶到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城下，很快生擒孟达而成大功；今带甲4万，数千里而来，不令攻打城池，却使久居泥泞之中，又纵贼众樵牧，我真不知太尉打的是什么主意？”司马懿笑着说道：“您是不知兵法。从前孟达粮多兵少，我粮少兵多，所以不可不速战；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胜。今辽兵多，我兵少，贼饥我饱，何必力攻？正当任彼自走，然后乘机击之。我今放开一条路，不绝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陈群拜服。后来，公孙渊果然率残兵败将突围，被司马懿生擒了。
  ＇评析＇
  司马懿在速战破孟达和缓战平辽东这两次军事行动中运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法。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一书中赞叹道：“八日而取上庸，则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则以迟胜。”“有势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敌粮多而我粮少，则八日而取上庸；敌粮少而我粮多，则百日而后拔襄平是也。或速或迟，随时而易，变化无常，读此可以悟兵法。”但无论速战还是缓战，都要示指挥者能够统筹全局，根据实际情况，不为局部或一时的小利所动。在我方准备尚未充分时，为争取更大的胜利，应采取缓战计策，一但时机成熟，应当机立断速战速决。
  缓兵之计之例说——盛度节外生枝写诏书
  宋仁宗时，盛度任翰林学士兼史馆撰修，偶尔帮皇上起草点文字。盛度最头疼的是帮助仁宗写诏书。仁宗自幼读书用功，文思敏捷，最看不惯那班半天才琢磨出一句话来的文臣，每次让人代写诏令，都火催火急，并要当他的面完成。而盛度循规蹈矩惯了，做文章喜欢慢慢悠悠，反复修改，涂鸦半天，怎合仁宗的胃口？
  这一年，天气长久干旱，数月内几个大州郡都不见雨滴。旱情报到朝廷，仁宗决定效法前代圣王，下诏自责，以求上天原有，普降喜雨，为此，令太监传来盛度。
  参拜已毕，仁宗说出意思，命盛度代自己起草一份《罪己诏》。盛度领旨，就要退去撰写。仁宗一摆手，说：“盛爱卿就在这里起草吧。”说着他一指旁边的几案，“这样，联可随时与你商酌，省得来去呈送不方便，又费时间。”
  这下子可让盛度犯了难。盛度一向文思迟缓，再加上在皇上面前，心情紧张，仓促之间怎能写得好？但皇上有旨，自己怎好违背。怎么办？他灵机二动，启奏道：“臣身体肥胖，趴在几案上喘不过气来。恳请陛下着人抬高桌来，臣才好写。”仁宗一听说的在理，就让太监们去搬高桌子。
  盛度得此空隙，忙在腹中打草稿，先想想前代史书《罪己诏》的格式，又挖空心思想了几个典故。等桌子找来时，腹稿也已有了。于是展纸磨墨，一挥而就。
  仁宗见他没费多少思考就写好诏令，忙令太监取来观看。但见文笔流畅，引经用典，仁宗看了大加夸奖，直说：“盛爱卿才思敏捷，文章一挥而就。”盛度趴在地上叩头谢恩，偷偷擦去额上冷汗，哭笑不得地叹了口气。
  缓兵之计之例说——左宗棠缓进急战收复新疆一百多年前，在新疆西边有个小国名叫浩罕。这个小国本来接受清朝封号，是中国的藩属。后来，俄国人不断向东扩张，侵占了浩罕国的大片领土，引起了浩罕国首领阿古柏的不满。俄国就唆使阿古柏侵占我国新疆，以此作为它侵占浩罕的补偿。1865年，阿古柏在俄国的纵容下，率兵占领了南疆地区，接着又向北疆扩张，占领了乌鲁木齐。阿古柏的野心越来越大，宣布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自称国王，扬言要把新疆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趁阿古柏宣布建国称王的时候，俄国军队出兵占领了新疆西部的伊犁和附近地区。他们在这里征收赋税，行使国家主权，完全排斥了清朝对伊犁地区的统治。
  1875年5月初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率领大军离开兰州，经过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到了肃州（今甘肃酒泉），他把将领召集起来说：“诸位将军第一次到西北边疆，大概对新疆的情况不太熟悉吧？我自幼爱读史地书和兵书，对新疆的山川地形和历史沿革略知一二。新疆中部有一条大山脉，叫做天山，把新疆分成南北两大部分，山南叫南疆，山北叫北疆。我们这次进兵，要先攻交通比较便利、我们容易到达的北疆，直取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站稳脚跟以后，再收复其他地方。”将领们齐声说：“一切听从大人指挥。”左宗棠说：“既然如此，诸将听我的命令：大将刘锦棠指挥都统金顺一军，担任主攻；提督徐占彪、张濯一军，把守哈密，配合金顺。从湖广来的楚军驻守敦煌、安西、玉门一线，严防敌军向内侵犯。我在肃州指挥，各军有事，随时前来票报。”
  部署完毕，左宗棠举行了隆重的祭旗仪式。在庄严的“左”字大旗下，全军宣誓：不怕艰难险阻，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收复祖国河山。然后各军按照左宗棠宣布的作战任务和目标，整装出发。
  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正式受命出关时，左宗棠又授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
  这就是左宗棠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战略部署：先北路后南路。出关后，第一个战役是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扼全疆总要之处，为下一步南进准备后方基地。进攻的指导方针则是“缓进急战”。
  左宗棠制定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从敌情来看，先打北路之敌，做到了先拣弱敌打，因为阿古柏比沙俄弱，北路的白彦虎等部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从地理上看，先打北路之敌，清军既可依托哈密、巴里坤、古城一带后方基地，又可以割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制止沙俄继续东侵，形成对南路阿军的东、北两面逼攻之势。而“缓进急战”的策略则正确地解决了新疆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
  1876年8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发起了北疆战役。清军将领刘锦棠按照“缓进急战”的原则，率清军乘夜间敌人睡觉的机会，急速发起猛攻，很快就占领了古牧地。乌鲁木齐守将——投顺阿古柏的中国人白彦虎，’见势不妙，首先逃跑了。其他敌军见主将临阵逃脱，也跟着败下阵去。清军仅花了10天的时间就顺利地占领了乌鲁木齐，很快就收复了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左宗棠的第一步计划顺利实现了。接着就准备向南疆进军。
  1877年4月中旬，左宗棠适时地发起了天山战役。刘锦棠一部攻达坂城，仅用四天时间就全歼守敌，无一漏网。接着分兵一部与他部清军攻克吐鲁番城，前后不到半个月就顺利结束，总计歼敌2万余人，救出百姓2万余人。至此，清军完全打开了进军南疆的门户。
  天山战役结束后，左宗棠又决定部队“缓进”。因为筹运粮草、军侗需要时间，等粮饷筹运足够时，再举进兵。
  清军的“缓进”以及阿古柏因战败恼怒突然中风而死，又客观上促进了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其内部为争权夺利而爆发了一场内乱。这给清军继续进兵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