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哆哆嗦嗦地拆开那封信，才读了几行，他就发出一声惊喊，浑身颤抖地抓住那份报纸张。突然地，他的眼睛变得黯然无神了，他的腿软了下去，要不是弗劳兰丁扶住他，他就要跌在地上了。
  “可怜的青年人，”基督山低声说，“俗话说，父亲的罪将连累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子孙，这句话看来是确实的了。”
  这时，阿尔贝已经醒过来，他把落在汗溶溶前额上的头发甩回去，继续阅读，然后双手把信和报纸压成一团，说：“弗劳兰丁，你的马还能立刻回去吗？”
  “你离开的时候家里情形怎么样？”
  “一切都很安静，但我从波尚先生那儿回去的时候，我发觉夫人在流泪。她派人叫我去，问您几时回来。我告诉她说，我要来找您了，是波尚先生差我来的，她最初想阻止我，但想了一会儿以后，她说：‘是的，去吧，弗劳兰丁，让他回来吧。’”
  “是的，我的母亲，”阿尔贝说，“我就回去了，叫那不要脸的混蛋等着瞧吧！但我必须先去告辞一声——”
  他回到刚才离开基督山的那个房间。他已不再是刚才那个人了，在五分钟的时间里已他有了一个可怕的变化。他出去的时候一切如常，回来却带来了一种颤抖声音，一种狂乱的神色，一种气势汹汹的目光和一种踉跄的脚步。“伯爵，”他说，“我感谢你的盛情款待，也很乐意能多享受些，但我现在必须回到巴黎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我看来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别问我，我求求你；请您借给我一匹马。”
  “我的马厩任您选用，子爵，但骑马回去会累跨您的。乘驿车或骄车吧。”
  “不，那会耽误我的时间，而且我需要经受您怕我累跨的那种疲劳，它对我很有好处。”
  阿尔贝走了几步，象一个中了一颗枪弹的似地一仰身，倒入房门一张附近的椅子里。基督山并没有看到他这第二次虚脱，他正站在窗口喊：“阿里，给马尔塞夫先生备一匹马！他急着要走！”
  这几句话振作了阿尔贝的精神，他跑出房间，伯爵跟在后面。“谢谢你！”他跃上马背，喊道。“你也赶快回来，弗劳兰丁。路上换马还需要说什么话吗？”
  “只要您从所骑的马背上跳下来，便立刻会有另外一匹马备好了。”
  阿尔贝迟疑了一会儿。“你也许会以为我这次告辞奇特而愚蠢，”但“你不知道报纸上几行字会使一个人陷入绝望。好吧，”他把那张报纸摔下来给他，又说，“念一念吧，但等我走了以后才念，免得你看见我气得发疯。”
  当伯爵拾起那张报纸的时候，阿尔贝用马刺踢了他的马肚子一下，马象一支箭似地疾驰而去。伯爵带着一种无限怜悯感情望着他，当人影完全消先的时候，他读道：——
  “三星期前，《大公报》曾讽示亚尼纳总督阿里手下服务的法国军官以亚尼纳堡拱手让敌，并出卖他的恩主给土耳其人的消息；那个法国军官当时确自称为弗尔南多，但此后他已在他的教名上加了一个贵族的衔头和一个姓氏。他现在自称为马尔塞夫伯爵，并在贵族院里占着一个座位。”
  这个被波尚大度地掩盖起来的可怕的秘密，就这样又象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似的出现了；在阿尔贝起程到诺曼底去的两天以后，竟有人残酷地去通知另一家报馆，发表了这几行几乎可使阿尔贝发疯的消息。
  （第八十五章　完）
  第八十六章　审问
  早晨八点钟，阿尔贝象一个霹雳似的落到波尚的门前。仆人早已受到吩咐，领他到他主人的寝室里，主人正在洗澡。
  “怎么样？”阿尔贝说。
  “怎么样？我可怜的朋友，？波尚答道，“我正在等待你。”
  “我一到就过来了。不用告诉我，波尚，我相信你是守信义讲交情的，决不会向任何人谈及那件事，——不会的学思想及关于其他科学的观点。，我的朋友。而且，你派人来找我，就是你关心我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告诉我吧，你能不能猜到这个可怕的打击是从哪儿来的？”
  “我可以立刻用两个字告诉你。”
  “但先把这个可耻阴谋的一切细节讲给我听吧。”
  波尚于是向那被羞辱和痛苦折磨着的青年开始叙述下面这些事实：两天以前，那则消息在另一家报纸——并不是在《大公报》上——出现，而更严重的是，那家报纸是大家都知道的政府机关报。波尚读到那段新闻的时候正在用早膳，他立刻派人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体一”，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不等吃完早餐，就赶到报馆去。
  波尚的主张虽然与那家报纸的编辑正好相反，可是他们倒是亲密的朋友，这原是常有的事。那位编辑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报上一篇论甜菜问题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他自己写的。
  “啊，真好！”波尚说，“既然你手里拿着报纸，我的朋友，我就不必告诉你我这次拜访的原因。”
  “难道你也关心食糖问题了吗？”那家政府报纸的编辑问道。
  “不，”波尚回答，“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是个外行，我所关心的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篇关于马尔塞夫的文章。”
  “真的！那不是一件怪事吗？”
  “我认为你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很有可能被控为破坏名誉罪。”
  “决不会的，我们除了那则消息以外，还同时拿到一切必需的证据，我们确信马尔塞夫先生不会向我们抗议。此外，把那些不值得享受国家所赐尊荣的奸恶歹徒揭露出来，也算是报效祖国。”
  波尚犹如五雷轰顶，“那末，是谁来这样正式地通知你的呢？”他问道。“这件事情是我的报纸先发动的，但由于证据不足，不得不停止刊载，其实对揭露马尔塞夫先生这件事，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的一个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噢！这是非常简单的，那则诽谤消息不是我们去找来的，而是它自己上门来的。昨天一个从从亚尼纳来的人，带来了那些可怕的东西，当我们对于发表那篇告发性的文章表示犹豫时，他对我们说，假如我们拒绝，那篇文章就会在别家报纸上出现。”
  波尚知道除了忍气吞声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就离开报馆派人去找马尔塞夫。但他却不能把下面这些事情通知阿尔贝，因为这些事情是信差离开以后才发生的：那天，一向冷清的贵族院里也显出了很大的骚动。每一个人都比往常到得早，纷纷谈论着这不祥的事情，因为这件事会使大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他们这个显赫机构里的一个最著名的议员。有些人在细读那则消息，有些人在发表议论，追述附和这种攻击的往事。伯爵与他的同僚们并不融洽。象一切暴发户一样，他以前经常装出一种过份的骄傲以维持他的地位。老贵族嘲笑他；才智之士排斥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地厌恶他。伯爵陷入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似的惨境。一旦被上帝的手指为牺牲品，每一个人便都要攻击他了。
  只有马尔塞夫伯爵不知道当日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看到那份登载诽谤消息的报纸，以写信和骑马度过了早晨的时光。所以他在往常的时间到达议会，仍带着一种骄横的神色和傲慢的态度：他下车，经过走廊，进入议院，并没有注意到听差的迟疑和他同僚的冷淡。会议在他到达半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伯爵的神态和举止都未改变，——我们已经说过，他对于当日的事情毫不知情，——但在旁人看来，他的态度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显得傲慢不逊；他的出席被视作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以致全体议员都为议院的尊严受到侮辱而深感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礼；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有些人则认为是一种侮辱。整个议院虽然都急于想开始辩论；但象往常一样，谁都不愿意担起为难的责任。
  最后，一个令人尊敬的议员，马尔塞夫的知名敌人，带着庄严的神色跨上讲台。这表示预期的时间已经到了，议院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马尔塞夫不知道这个一向并不如此受重视的演讲者会受到这样重视的原因。发言者宣称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报告，要求全场一致注意，伯爵对这一段开场白并未予以特别注意；但当听到亚尼纳和弗尔南多上校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变得那令人可怕地苍白，以致每一个议员都打了一个寒颤，所有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精神上的创伤就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决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的，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他的演说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进行下去，只偶尔被一阵阵叹息声所打断，当他继续讲下去时，全场又肃静下来，他讲到他为这件事感到不安，查明这件案子，任务相当艰巨。他之所以要引起一场私人问题的辩论，是为了要保全马尔塞夫先生的个人名誉和整个议院的名誉。他的结论是要求立即进行一次审查，以使谣传尽快被挫败，不令其散布出去，借此恢复马尔塞夫先生在舆论界所长期建立的地位。
  这个意想不到的横祸是这样的打倒了马尔塞夫，以致当他带着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环顾全场的时候，他简直说不出一句话来，这种胆怯的表情既可以看做是无辜者过分受惊，也可以说是自愧有罪者的表现，这种态度为他赢得了一部分同情，——因为真正宽厚仁义的人当见到他们敌人的不幸超过他们仇恨的范围时，总是会发生同情的。主席把这件事付诸表决，结果决定应该进行审查。主席问伯爵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马尔塞夫发现在经受这个可怕的打击以后居然还活着，他的勇气便恢复了。“诸位勋爵，”他答说，“对于这由敌人暗中指使的攻击，是不能靠时间来反击的，我必须立刻用一个霹雳来答复那曾暂时使我吓了一跳的闪电。噢！我不但能辩护，而且将流近我最后的一滴血，向我高贵的同僚们证明我无愧于与他们为伍！”这番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所以，我要求审查应该尽可能赶快举行，我应当把一切必需的资料提供给院方参考。”
  “您指定哪一天？”主席问。
  “从今天起，我悉听院方处置。”伯爵回答。
  主席摇了摇铃。“是否全体同意今天就举行审查？”
  “同意！”全场一致回答。
  议院选出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来审查马尔塞夫所提出的证据。审查委员会决定当天晚上八点在小组会议室里开会：如果有必要继续，每天晚上在同样时间开会。马尔塞夫要求退席，他得去搜集那些他早就准备着以便应付这种风波的证据，他的机警使他预料到这种风暴的可能性。
  波尚把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那阿尔贝听；他的叙述当然更比我们富于生气，因为当时事件正在演变中，而现在则已事过境迁。阿尔贝浑身都在颤抖着，有时抱着希望，有时愤怒，有时又羞愧，——因为凭他对波尚的信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他自问，既然他是有罪的，他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无辜。波尚迟疑着不再叙述下去。
  “以后呢？”阿尔贝问。
  “以后？我的朋友，你给了我一件痛苦的工作了。你一定要全部知道吗？”
  “绝对要，与其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还不如从你的嘴里知道的好。”
  “那末，请你做好精神准备，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候了。”
  阿尔贝伸手摸一摸自己的额头，象是在证明自己的精力，象一个人在准备防卫他生命的时候试一试他的盾和弯一弯他的剑一样。他以为自己很强壮，因为他把自己的激动情绪误认作力量了。“讲下去。”他说。
  “那天晚上，”波尚继续说，“全巴黎在等待消息。许多人说，只有你的父亲出面才能使指控不攻自破，许多人说他不会出席，有些人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亲眼看见他动身到布鲁塞尔去了，也有人到警察局去查问他有没有去领护照。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贵族，他也是审查委员之一，我竭力恳求他给我一个旁听的机会。他在七点钟的时候来找我，在趁开会的人还没来，要求一个听差把我藏在一间边厢里。我躲在一根圆柱后面，希望能全部目击这一切。八点正，大家都已到齐了，马尔塞夫先生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些文件，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