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越能高效地榨取地球就越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浪潮至
  今已被“搅和”成至大无外的全球化政治角逐、军事斗争和经济竞争的旋涡，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能游离于这个旋涡之外袖手旁观。
  现代性所内蕴的经济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惟一源泉。所以，
  为能拥有越来越幸福的生活，我们应不知疲倦地谋求发展；为能保证不断发展，我们必须永
  不休止地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革新。于是所有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的人民都必须永不止息
  地在发展之路上拼命奔跑。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不断
  急剧变化，它催促着每一个人毫不懈怠地努力跟上发展的步伐。我们刚刚适应了一种工作方
  式，新技术又要求我们放弃它以采用更先进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率、促进发展。
  现代人的幸福观深受享乐主义的影响，在大众文化中，享乐主义又常常表现为物质主义，当
  代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又表现为消费主义。人们认为物欲和肉欲的满足就是幸福。自由主
  义经济学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贪欲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贪欲的推动。
  西方心理学家则宣称，人的欲望应得到充分满足，压抑会导致心理病态，能适时地满足自己
  欲望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于是，克制和艰苦朴素不再被看做美德，因为如果人人都抑制自己
  的欲望且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市场需求就不足，市场需求不足，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就这
  样，那些充满贪欲且极善于实现自己贪欲的人们，即卓有成效地推动着经济发展的人们，被
  现代社会奉为楷模。他们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的标准模式，绝大多数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然而，我不禁想问：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实际上，现代人在繁忙中失去了很多人生
  幸福，如内心的宁静，逸思的悠远，恬静的闲适，境界的超越……我们常以轻浮的态度嘲笑
  原始人的野蛮和古人的愚昧，殊不知原始人和古人有比我们幸福的时候，有比我们高明的地
  方。高更曾以赞美的笔触描写毛利人的生活：他们“快乐和平地过日子，每日只求温饱，不
  多劳动，对金钱诱惑从没想过。当大自然的礼物唾手可得时，他们要把东西卖给谁？”（高
  更：
  《生命的热情何在》第　21　页）。回到原始社会当然是不可能的，但高更的描述至少表明，
  原始人有原始人的幸福。中国古代哲人能在平凡的生活中体味人生的宏旨和情趣，例如，
  “程
  明道谓观鸡雏可以观仁，又喜养鱼”。张横渠曾叙述并评论：
  “明道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
  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观
  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惟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
  见，可同日而语？”这是古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现代人有几个能见得自然物之“生意”，
  能感受鱼鸟虫兽之“自得意”？或有人说，程明道非平常人也，大儒也。现代高级知识分子
  该相当于古代的大儒，可又有几个现代高级知识分子能感受到这种人生乐趣？他们总是处于
  紧张的竞争之中，总是忙于完成一个又一个“科研”任务，总是忙于网上搜索和电脑操作。
  总之，他们忙于赚钱，忙于解开种种前人或他人设定的“谜团”，忙于“解难题”
  （库恩语），
  忙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哪有工夫去欣赏“造物生意”？
  贪多求快是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态度，然而这是很愚蠢的生活态度。就物质生活资料而言，
  够用不就行了，干吗非要那么多？如果我们不贪多又何必非得求快？如果我们不贪多求快，
  又何必要那么快地更新技术？多不等于好，快也不等于好，高效率也不等于好，适度才是好。
  实际上现代人的贪多求快已导致极其深重的生存危机。由于对物质财富贪得无厌的追求和对
  地球的长期榨取，地球生态平衡已受到严重破坏。人类若不改变这种贪多求快的生活态度，
  地球不久就可能被破坏得不可居住。今天在中国反对贪多求快当然不合时宜，因为中国还比
  较落后，还不够发达，故多一些比尔·盖茨才好。但在发达国家实在应该多一些像丹和白瑞
  那样的人，应该多一些反对贪多求快的呼声。
  现代人在用技术操纵自然物的同时，自己也失去自由而受制于技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
  现代文化场中，我们就摆脱不了技术的挤压，因为现代文化场就是欲望之场。在这个场中，
  那些贪多求快的人们主导着时尚和潮流，而时尚和潮流又裹挟着大多数人。在这大多数人中，
  又可分出不同人等。大部分人只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潮流走，还有少数像丹和白瑞那样的特
  立独行之士，在顽强地抵制潮流的裹挟，不幸的是也有像我这样的懦夫，明知这潮流和时尚
  正把人类带向深渊，还是无可奈何地、跌跌撞撞地跟着潮流走。
  编者旁白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
  市场能够提供机会的平等，却不能达到结果的平等。于是，有人提出：没有货币，没有商品，
  没有市场，一切资源都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按计划来配置，建立一个公平而富裕的社会。
  苏联搞了六七十年的计划经济，寿终正寝了。
  中国学老大哥，搞了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几亿老百姓也尝够了短缺的苦头。
  有人力主坚守那种体制。另外一些人便建议，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可以办一个特区，在那
  里，恢复粮票、布票、油票，一切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其实，又有几个人情愿到这种特区
  里生活呢？
  经过二十年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国已经一步步地向短缺告别。现在，看不见的手越
  来越多地参与资源配置，市场也快速地繁荣起来，变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消费者不再为
  买不到东西而发愁，第一次品尝了“上帝”的滋味。而经营者已经为卖不出东西而焦虑。
  人们期望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市场规则面前公平竞争的经济，权利与义务对应，风险
  与机会对等。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少数人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拥有
  机会而不承担风险，获得收益而不付出代价，多数人正好相反。不但竞争的起点不平等，竞
  争的规则也不平等。官商勾结，权力搅买卖，市场扭曲了，市场失灵了。
  力主市场取向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
  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总根源。他警告：被行政权力扭曲了
  的市场，甚至比没有市场更有害，它们表面上存在市场，实则权力资本膨胀，一旦进入了这
  种状态，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大大延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难以自拔。
  这并非杞人忧天。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许，这将成为一
  个巨大的动力，帮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和行政权力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推动中国走上
  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乐观派有乐观派的理由。
  然而，市场经济也不是乌托邦。即使过了“大关”，还会有不尽的困惑：
  竞争带来压力，压力使人不安；
  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打碎了，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改变了，涌现出大面积的失业人群；
  资本重新呼风唤雨，到处有泡沫泛起，金融风险的阴影一次次从面前掠过；
  诚实劳动不再受人尊敬，反而对投机趋之若鹜；
  人们不再害怕致富，损人利己的风气又冲垮了道德堤坝，金钱至上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
  非；那些不该进入市场的公共物品也成了买卖的对象，甚至尊严，甚至良心；
  全球舞台上，还有一些博弈规则，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面对国际市场的不公正，我们的声音很微弱。
  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因为年龄、职业、地位、利益的不同，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
  中国知识界的声音，也存在着差异和对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编者在此无意提供最
  终答案，只想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供青年朋友参照自己的生活感受，去追问，去探索。我
  想告诉朋友们的只是：对于复杂的问题，要多问一个为什么，那些极端的、武断的、煽情的
  声音，往往是最不可信的。
  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
  胡佛
  （1874…1964），美国第　31　任总统。本文选自裴
  妮编《20　世纪著名演讲录》，杨韵琴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战后，共和党刚开始执政时，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要决定我们国民生活应具什么性质。
  150　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自治和社会制度，自成一体，与众不同。我们美国
  这套特有的政治社会制度明确肯定，不下于世界上有史以来发明的任何一种制度。我们制度
  的基础是对自治的一种特殊概念，其核心在于分散的地方责任。此外，另一个根本的概念是，
  只有通过俨然有序的自由制度、个人自由和个人的均等机会，个人的主动性和进取精神才会
  推动社会前进。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机会均等，所以我们的制度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
  位……
  战争时期，很多生产和分配手段都归各国政府所有、由政府操作。战争结束后，我们本
  国和全世界面临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这种状况是否应该延续下去。我们得做一个抉择：在
  和平年代，是要采纳美国式的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还是欧洲式的家长式统治和国家社会主义
  那两个极端，接受后一种观点就意味着通过政府的中央集权而推翻自治，意味着破坏我们人
  民的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而我们所以会有今天这样无比的伟大，靠的正是这种个人主动
  性和进取精神。
  因此，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摆到了美国人民面前：我们要不要背离我们已经领先于世界
  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则，而去采纳那些会彻底动摇这个制度的另一套原则和做法？我要强调
  我这些建议是严肃认真的。我要把我的立场说清楚，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生活和进步的根
  基……
  官僚主义无时无刻不想扩大它的影响和权力。政府若要控制人民的日常工作、生活，就
  一定会同时也控制人们的灵魂和思想。每一次扩大政府在商界的权利，就意味着政府为了保
  护自己、免得为自己的错误缺点承担政治后果，就一定会以非和平的手段越来越严格地控制
  国家的报社和讲台。工业自由、商业自由灭亡以后，言论自由也就长不了啦。
  如果把政府经营商业说成是自由开放主义，那是假自由开放。要是把我国的商业官僚化，
  每走一步都会损害自由开放主义的根基：政治平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和机会
  均等。走这条路，开放自由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自由开放主义不应该奋力扩大官僚主义，
  而是应对它加以大力限制。真正的自由开放主义寻求的是所有合法的自由。首先就要有信心，
  要相信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就谈不上追求什么其他的福祉。这个信念是美国一切政治和经济
  进步的基础。
  自由开放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源自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如果要保护政治自由，
  就不能牺牲经济自由，即使政府对商业的管理可以提高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也还是应该坚
  定不移地大力反对，因为它会摧毁政治平等，会加剧而不是减轻弄权和腐败现象，会扼杀积
  极性和创造力，会破坏领导能力的培养，会挫败我们人民的智力和精神力量，会使平等和机
  会化为乌有，会枯竭自由和进取的精神，出于这些基本原因，必须对它进行抵制。150　年来，
  自由开放主义的真正精神是在美国制度而不是欧洲制度中找到的……
  我国的人民有权利知道能不能不放弃美国制度而继续解决我们的重大问题。我确信这是
  做得到的。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很有机动性，足以跟上我们经济和商业生活中复杂
  的新发展。我们也证明了，我们可以对付任何经济问题而仍能维持民主在我们国内的主导地
  位，同时又能维护机会均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