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活动取得成果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套工具，科学才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的
  活动，也就是说，科学才成其为科学。科学又找到了一堵新的围墙。在墙里面人们并不考虑
  理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客现实在，而只考虑它在实际研究活动中是不是行之有效，能
  不能解决问题。这堵新的围墙，从根本上脱离了纯粹的认识领域，另外迁徙到实际的研究活
  动领域。
  让我们再来看看墙外的景象。我们将首先看到大量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而现在却已
  失效的科学形态。他们是不是都属于伪科学呢？比方说天文学发展的历程是占星术…地心天文
  学…日心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化学则是；炼金术…燃素说…氧化理论…现代化学。以今视古，不
  管占星术、炼金术还是地心说、燃素说，都是荒诞绝伦的，理当戴上伪科学的帽子。但是不
  要忘记，所有这些荒唐言论，在当时却都是风行一时地被公认为真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正是由于它们才导致了今天的现代天文学、现代化学。如果我们数典忘祖，把它们统统打成
  伪科学，历史岂不成了漆黑一团？历史学派拒绝了这种割断历史的做法，认为它们尽管过时
  了，但仍然是科学。
  在科学的塞外，我们还可以遇到大量随机的探索活动。正象恩格斯曾摘述的十九世纪的
  电学那样：“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象
  一群游牧的骑者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这里充溢着胡思乱想、奇谈怪论，当然
  不足以称为科学。这只能是一种“前科学”活动。但也不要忘记，正是在这些随机的探索活
  动中，才逐步建立起一种足以指导一个时期科学活动的基础；科学正是这种前科学发展而来
  的。如果把它们也统统抛进伪科学的垃圾箱，科学也势必胎死于母体之中，堵塞了任何新科
  学诞生的可能。因此，前科学尽管不是科学，但仍然是科学所必需的史前期，当然也不应属
  于伪科学的范围。
  可以看到，伪科学已进一步缩小了自己的地盘；不管是出于推行时的理论，还是由于纯
  粹抽象的思辨，它只能是在实践中毫无效果的东西，没有积极作用的东西，阻碍科学健康发
  展的东西。在这以外，即使不是科学的东西，也未必就是伪科学。于是科学…伪科学之间的
  分界域更宽了，腾出了更广阔的中间地带。也许这正是潜科学的广阔天地吧？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待科学…伪科学的界限了。我们应当把科学的这些不
  同侧面结合起来，而不应当把科学的正确性同有效性绝对地割裂开来。离开效用谈正确，也
  就是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去追求抽象的真理，这当然是不对的。马克思说得好：“人应该在实
  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
  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应当感谢历史学派的功绩，在
  西方哲学中是它突出地把科学…伪科学的界限问题放到了实践活动的背景上进行考察。
  但是另一方面，离开正确谈效用，科学纯粹成了应付目前困境的临时手段，没有目的，
  没有是非，也没有自己连续的稳定的发展。这也同样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历史不管有多
  少曲折，不管过时的科学可以怎样依靠自己固有的韧性暂时抵挡证伪的风暴，但是从历史长
  河看，总是正确的东西战胜错误的东西，科学总是向着真理不断地迈进。历史学派完全抛弃
  了对科学的逻辑检验，从而也就完全抛弃了科学的真理性问题，这就不能不重蹈实用主义否
  定客观真理的覆辙了。
  因此，在利学的围墙里，不只有较为正确或者较少错误的东西，而且它们还必然是通过
  在实践活动中更为有效，更能满足实际需要而表现出来。这决定了这堵墙不那么坚固，不是
  钢筋水泥的，它只不过是一圈松散的活动的篱笆，可以随时调整，随时搬迁，随时把篱墙以
  外够得上科学的东西纳入自己的版图。篱墙之内的科学固然是好的，可珍贵的，但不能因此
  而否定篱墙外面的东西。这里正象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芬恩所说：“某个东西算不了利学，
  并不意味它有什么不好，只不过不算科学罢了。”科学家们所进行的隐蔽地、默默地探索，
  往往更富于创造性，因而更能从根本上为科学扩展自己的版图作出贡献。
  当然我们要警惕滑到伪科学的泥沼之中。历史教训已一再提醒我们，它往往借助于某种
  超科学力量、政治权势或江湖骗术而逞凶于一时。我们应当继续保持警惕。
  “潭州城廓在何处？东边一片青模糊！”正是这样模糊的界限，可能恰好比较精确地反
  映了科学…伪科学的实际区别；相反你愈是追求表面上的精确性，倒可能愈是得到模模糊糊
  的一片，表面精确往往只是内在混乱的一种掩饰。
  （原载《潜科学杂志》1982　年第　1　期）
  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
  程亚文
  （197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程亚
  文《爱因斯坦：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者》，原
  栽“世纪中国网”题目为编者所加。
  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的滥用，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威胁，但战争还是和平，毕竟是由
  人来选择的，这两种威胁人类和平的事物，因此都还只是外原性的因素。除了世界无政府状
  态和技术滥用，还有没有其他威胁人类和平的东西？爱因斯坦显然不满意于只从外在来寻找
  原因，人类在他的心目中，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人所碰到的难题
  和困境，因而也要从人自身的主观性上来发掘，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行
  为。爱因斯坦找到了这样的内原性因素：人类自　19　世纪以来在对待真理、知识、智慧态度
  上的转变，也深深地参与了严重威胁人类和平的军事主义的培养，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
  神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才使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
  什么是科学主义？什么是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没有明说。然而，这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对科
  学的看法。对一个“精神贵族”来说，科学的价值自然更多还是体现在对人的心灵的扩充上，
  而不是在于其工具性上。爱因斯坦正是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功用的，他对人类政治的现状
  持批判态度，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同样持批判态度。我们将看到，爱因斯坦所反对的，正是科
  学主义。
  爱因斯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包含在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这也是晚年的爱因
  斯坦关切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所有
  人都很熟悉：科学直接地，更多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
  方式带有教育性质——它作用于人的心灵。”爱因斯坦满怀忧虑地指出：科学对人类事务的
  前一种影响方式，在给人类带来功利的同时，也更给人类制造了无穷困难，“技术——或者
  应用科学——却使人类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
  决。”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为商品生产
  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经济循环过程之外；其次，技术缩短了距离，并创造出新的具有非
  凡效力的破坏工具，它们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的国家手中，这就成为人
  类安全与生存的威胁最后，通讯工具——印刷文字的复制过程与无线电——在同现代化武器
  结合起来时，就使肉体与灵魂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奴役之下成为可能。爱因斯坦作为
  一个伟大的科学实践者，对科技的实际应用始终保持戒心。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对
  此做出取舍的是人的心灵。科学的善恶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但科学一旦被应用于人间的功
  利，就不得不被置于道德的天平。遗憾的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并不是从来和完全都是
  凭借理性来做着一切，人也喜欢置本能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光芒因此常常被遮盖了，科学因
  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学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科学的魔性
  一面也就统统显露。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其原初来说深深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崇高
  性，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在丰富了人类灵魂的同时也一点点切除了人类的自卑感。爱因斯坦
  所说的科学对社会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所阐明的正是科学对人类所起的精神效果。“科学通
  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　科学的这种影响，
  ”
  体现着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真
  理是独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为的真理和脱俗的智慧拒绝对事物进行实用化审视，知识就
  是知识，不能单纯为世俗的目的而存在，它可以服务于世俗但绝不应屈从于世俗，它与世俗
  共处是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是和谐的、统一的，生于人间而
  不附和于人间的，它要唤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可以与凡世共存共处并为之做努
  力，但这绝不是它的惟一目的，或者说，它与世俗的好合是服从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
  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爱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怀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恶相形见绌，可是，罪恶
  却也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发明之后，
  目睹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被用于军事目的，爱因斯坦一次次表达了他对原子武器的忧虑：“原
  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起
  来。”他还在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警告世界：
  “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
  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且被人们
  频频提起。爱因斯坦知道：技术的滥用来自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灾难发生后却并没有改
  变，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经受恐惧。这种把科学工具化、夸大科学的功利效果的思维模式，是
  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异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树立起对科学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学的独
  立性和精神意义，进一步说，它所造就的技术恐惧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实际上也是对人
  的不尊重。在科学被异化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了，人也沦为了工具。
  爱因斯坦所深恶痛绝的军事主义，正是人和科学被异化为工具的表现，当人和科技被充
  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国家统一、争夺稀有资源、对外武装恫吓等等时，科学的独立和精神
  之美不见了，科学单纯被当做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的个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见了，人只
  不过作为大集体中的一个小符号。爱因斯坦因而强烈捍卫科学研究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反
  对科学中的军事介入，抨击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当军事权力主导科学的发展方向时，他认
  为结果将是“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而文化被脚踩于地的时候，人的道义、
  人的崇高精神、人对和谐与美的追求，这些纯真的事物也都将统统遗失。爱因斯坦看到了这
  样的危险。1947　年，他忠告美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美国，正在激起军事主义的
  “赤裸裸的权力”，在军事主义的阴影下，个人已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的材料”，
  人的欲望和思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
  占有，等等，被看得至关重要。军事主义所高扬着的是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当军事主义
  席卷世界的时候，爱因斯坦悲伤地问：人在哪里？
  晚年的爱因斯坦，他一边在伤心着人类罪恶的升级，一边在反思着人类思维模式的偏谬，
  这使他从未停止过追问和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纯正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从不
  放弃对自身的诘难，科学也因此而长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但爱因斯坦的怀疑是彻底的，即
  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