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
  业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
  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
  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
  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
  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80　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
  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
  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
  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
  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
  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另几个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
  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
  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吃了财政吃银行，
  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
  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网
  络经济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
  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
  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南韩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制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
  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
  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
  所以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
  可能的。我国的中国　50　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
  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
  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
  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
  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以下删除：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
  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以上删除：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
  办'（中国国营公司占　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
  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
  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政府合资，而
  浦东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
  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我　6　月去南韩开会，了解到南韩金融危机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
  落后的制度；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听到
  的，却是他们欣赏南韩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南韩所
  了解的事实是，南韩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
  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象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这政府的特权正是金
  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
  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
  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
  WTO　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
  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
  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
  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　10　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
  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
  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当然上面这些并不是说我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东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
  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台湾一直没有搞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它搞的是“自由化”，就是对
  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券在内的　30　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　20
  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这些都与　WTO　的原则不相符合，迟早要去掉的。所以根据台湾经
  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这
  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
  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以下删除：
  讨论：
  茅于轼：下面我们请两位评议人发表意见。由于时间关系，每个人只有　5　分钟时间。
  左大培：5　分钟太短了，我就简单讲一个态度。刚才小凯讲的东西有一点我不赞成，我
  是持国有企业可改革好的观点的。你讲的英国宪政这些东西，不一定和国有企业挂得上钩。
  即使英美本身，也没有排斥国有企业。二战后英国搞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国有化。
  其次，关于拉美的教训，你讲的这些内容是很重要的。但是，左翼的经济学家对拉美的
  教训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拉美经济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大庄园经济，所以一直发展不上去。
  我过去不相信这个观点，现在则是百分之百的相信。拉美的阶级分化、收入差距等全是从这
  里来的。而美国实际上土地是公有的。每个移民进来，政府都象征性的收一小部分钱，然后
  给他一块地，也就是实行“小农”政策。因此我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有好的私有制也有坏的
  私有制。如果能保障每一个农民都平等的拥有一块土地的话，我承认它就是一个好的私有制。
  而拉美的私有制是典型的坏私有制。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搞什么私有制。西方典型的制度主
  义经济学家不愿意提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只是论证私有制好而不管是什么私有制。
  最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你要回答政府的机会主义从哪里来，否则我们就只能把这个
  问题解释为人种差异。这应该从历史的循环作用角度去讲。我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对此我
  有一个说法。当然我不可能拿出一个很完整的回答，历史这本书太难读了。但我现在要讲一
  点，就是小凯讲的这些东西所依据的那些经济学家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英美制度绝对优
  越。这种绝对优越论能不能论证，我画很大的一个问号。而且到底什么是英美制度？这个问
  题也是很难界定的。英美自己就不断地在变化。由于今天没给我时间，我不可能集中讨论了。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洋务运动问题。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我们社科院搞经济史的人，他们讲洋
  务运动的问题恰恰正在于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私人办企业，特别是对于改造落后技术的私人企
  业，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这和小凯讲的正相反。说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府一定要坚持官办
  占主导地位等等好象缺乏历史事实根据。甚至到清末，政府还采取了鼓励私人办企业的措施，
  比如你办一个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可以封你一个翰林等。而且说清政府不想搞政治改革，这也
  是不对的，最后十几年清政府确实一直想搞立宪。因此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清朝
  政府搞不动私人企业？其实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就在于筹资渠道缺乏，想办私人企业筹不到
  钱。中国人也许天生不相信任，因为中国人天生互相欺诈。所以后来清政府之所以搞铁路合
  营，是因为不这样做就筹不到资，而并不是不让私人搞。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确实取缔
  过私人办的现代化缫丝厂，但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厂在当地引起很大的纷争，当地的一些
  小手工业者几乎要跟它打起来。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清政府处于就业问题的考虑，下令取缔
  这些缫丝厂。所以我只讲一条，就是经济学家所能说的只有一点，国有企业有没有道理先要
  查查它的帐。它是否有财政补贴？如果国有企业有补贴，那么私人企业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如果没有补贴你还竞争不过它，问题就只能出在你的心态上。但是怎么解决，我没时间说了。
  范剑平：我和左大培的观点不太一样，我比较同意杨教授的观点。对他今天讲到的自由
  化和私有化、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这些，我都很受启发。
  我今天想讲的是，我在看杨教授关于后发劣势的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老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一些纲领性文件里面，老是强调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等。我想，在我
  们这样一个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国度里面，要想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
  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在讲跨越式发展，但实际上却往往是向后退的。有很多
  人讲是不是在技术领域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牵连到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题。
  我觉得高科技产业也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制度基础问题。高科技发展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制度
  基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制度，因而这就涉及一个信用基
  础问题。自从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最基础的制度，就是高科技发展的文化氛围。我想，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都非常成功。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象硅谷这
  样一种现象，是跟美国的文化氛围有关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在政治、言论及生活作风各个
  方面都是非常自由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使得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发明上敢于去想象。
  而在一个政治上始终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生活方面要求循规蹈矩、新闻舆论又有那么多限制
  的国家，其科技人员的创造性也必然大大收到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觉得在市场
  经济道路中间，与其讲“跨越式”发展、与其找捷径，不如老老实实的打好基础。这里面不
  仅仅是一个技术模仿的问题。
  我就讲这些。
  茅于轼：下面请小凯作一些回应。
  杨小凯：我和大培早就认识。他关于企业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久前我还在网上看
  到他的一篇关于幼稚工业保护的文章。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有一点也跟我们的研
  究有关，就是现在外生的比较优势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更多地讲内生比较优势。比如说根
  据日本早期政府的产业政策，按当时的计算，日本是没有生产技术的外生比较优势的。但是
  它后天的私人部门抵制了政府的产业政策，从而实现了内生的比较优势。再比如说湖南有个
  “远大公司”，生产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要从外生比较优势来看，湖南是劳动力密集的地
  区，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