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愿意苦，敌人也还是要逼得我们苦的。
  “来日大难”，现在就是，何待来日？我们现在
  都应忏悔。我们且先从坚苦卓绝的力行里体会我们的思想，同时把我们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
  放射到力行里面去。
  以上的话，是我们互责的话，也是我们互勉的话。因为如果我脑筋里还有一格兰姆知识
  的话。我或者也可以忝附于知识分子之列。我所犯的毛病，同样的也太多了。不过我们要改
  造民族的思想的话，必定先要自己负起知识的责任来。尤其是在现在，知识分子对于青年的
  暗示太大了。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我们稍见挫
  折，便对青年表示无办法，是最不可以的事。领导青年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试问青年心理
  的反应何如？我们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没办法的事，民族断无绝路，只要我们自己的脑筋
  不糊涂！知识是要解决问题的。知识不怕困难。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
  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
  力量，就会跟着透过去。全部的人类文化史，可以说明我这句话。我们只要忠诚地负起知识
  的责任来，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征服！
  顾亭林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他又说：“有亡国者，有亡天下
  者。”他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
  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
  还有谁负？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
  有建树。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我们尤其要先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难
  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
  按：本文初发表于《新民族》第一卷第一八期。嗣经改写，辑入《新人生观》。
  知识分子的责任
  哈维尔
  （1936—　），捷克作家，曾任捷克总统。本文选自
  “思想的境界”网站，黄灿然译。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
  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
  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
  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
  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
  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
  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
  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
  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
  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
  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
  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
  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
  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持续不断地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
  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
  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
  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
  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
  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
  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
  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
  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
  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
  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做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
  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
  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我
  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
  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
  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
  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
  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
  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
  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
  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
  ——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
  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
  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
  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
  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
  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
  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
  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
  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
  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
  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
  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
  惟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
  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
  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
  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
  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
  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
  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
  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
  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
  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
  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
  的错误与那些从断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
  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从更富全球性的
  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
  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们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
  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
  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
  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
  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
  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
  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
  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
  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
  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
  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
  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
  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
  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
  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
  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
  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
  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
  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
  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
  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中国作家与精神气候
  林贤治
  （1948…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谢泳编《思想的
  时代》，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有删节。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作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