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可见宗教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
  处罢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会”竟开明的用种种物质上的便利来做招揽会员的钓饵，所以
  有些人住青年会的洋房，洗青年会的雨浴，到了晚上仍旧去“白相堂子”，仍旧去“逛胡同”，
  仍旧去打麻雀、扑克。这也是宗教兴旺的一种原因了！
  第三，道德
  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
  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
  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
  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
  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
  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
  、　　　　　。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
  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
  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
  子上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他有一本戏，叫做《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桩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
  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他还雇了一只烂脱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
  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灭口。这样一个大奸，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
  社会上都尊敬他，称他做“全市第一个公民”“公民的模范”“社会的栋梁”！他谋害他兄
  、　　　　　　，
  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几千人，排起队来，打着旗，奏着军乐，上他的门来表示社
  会的敬意，高声喊道：“褒匿万岁！社会的栋梁褒匿万岁！”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
  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
  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
  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
  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
  上文所说的褒匿，少年时代也曾想和社会反抗。但是社会的权力很大，网罗很密；个人的能
  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
  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
  的侮辱、驱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
  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
  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
  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
  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他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他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
  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
  来竟完全忘记了他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
  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
  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
  有的发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名誉，遂像老虎
  长了翅膀，更可横行无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无法
  无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的栋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主人
  翁都是这种人物。他们钱赚得够了，然后掏出几个小钱来，开一个学堂，造一所孤儿院，立
  一个公共游戏场，“捐二十磅金去买面包给贫人吃”（用《社会的栋梁》二幕中语），于是社
  会格外恭维他们，打着旗子，奏着军乐，上他们家来，大喊“社会的栋梁万岁！”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
  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
  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的不承认这种迷信。
  “多数
  党说他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命，都是
  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
  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
  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
  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
  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
  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于是社会的多
  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
  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
  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
  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听以说“多数
  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公敌》，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本戏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
  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
  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铎曼医生便做了浴池
  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
  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与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
  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发生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
  斯铎曼医生得了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
  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须要花费许多钱，又要把浴池闭歇一两年。浴池
  —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的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铎曼医生的提议，
  他们宁可听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却不情愿受这种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
  的专制威权，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
  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后
  来好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
  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铎曼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他逃出会场，把裤子都撕破
  了，还被众人赶到他家，用石头掷他，把窗户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医；
  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他的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儿在学堂教书，也
  被校长辞退了。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
  段！
  五　其次，我们且说易卜生的政治主义。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须
  要用他的《尺牍》（Lettersed，By　his　son，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做参考
  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时，
  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
  力，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个都是好
  兵了。
  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
  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
  命，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
  ——若能做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换来换去，都
  不过是弄把戏，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mune）
  的完全失败（—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八十一）。到了
  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
  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
  《尺
  牍》第七十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
  很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
  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十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
  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
  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
  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
  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一
  ○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1906）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
  了。
  六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
  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
  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
  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
  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
  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
  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
  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
  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　George　Brandes　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
  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
  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
  自己（《尺牍》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