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四）用极重的累进法，征收遗产税，土地税，所得税；
  （五）国营大规模事业，保障失业者的生活。
  让作工的人吃饭，吃饭的作工，不作工的饿死，或滚出国外去！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分配法则畸变
  何迪（何清涟）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现代化的陷阱》，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平等和效率一直是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问题。短短　10　多年，中国已由一个平
  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
  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为
  、
  最终目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起步，从而导致权力市场化。其结果是权力之手
  介入资源分配，社会成员各自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来
  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这种战略的实践结果是既丧失了公平，又没有
  得到效率。
  平等和效率在经济伦理中属于贯穿始终的分配法则。在经济学这个大家族中，以讲分配
  法则为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处于心脏地带。但由于以往那种布道式的单一讲授，政治经济
  学这些年备受冷落。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之也就一直未被认真研究过，但改革中矛盾
  的集结点恰好就是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使中国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状态中直接走向由
  机会不均等导致的严重不平等。
  10　多年前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
  国当时（甚至现在在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
  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
  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单纯的数量增长的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
  品的增加，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社会过程。
  翻一翻　10　多年以前的著作，随手可触的是这样一些从先哲著作中引来的警句：
  “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会不公推进的。（罗素）
  ”
  “科学和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中诞生的。（卢梭）
  ”
  应该说，这些话还比较含蓄，只是表达了这些学者对社会动力的公允见解。但一些作者
  引用下面这段凯恩斯的话，无论怎样，都有点直接为腐败辩护的意思了——因为当时大家都
  以为中国只是像所有的后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无可避免的“阶段性腐败”，而这是改革必
  须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所以当时有人常用这一段先哲名言为这种“阶段性腐
  败”的不可避免作出解释：
  “要注意！……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
  因为恶适用，美不适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
  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
  对不公的道义张扬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
  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他理支持是：
  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
  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
  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
  “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这种战略理论在西方以罗马
  俱乐部的报告问世而告结束，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
  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己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
  发展模式。本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诞生，从经济尤其是从分配上看，那种
  “按人头分馒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国家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的否定。但中国还
  是在改革中选择了这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现在分析起来，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国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已习惯了那种“普鲁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结果均等。为了唤起社会的
  活力，人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论家们没有
  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
  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1994　年中国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
  为　0。4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
  而　1978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16，居当时世界最低水平。基尼系数的迅速变化，表明在短
  短　10　多年间，中国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而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这　10　多年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卿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
  恰好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非经济法则，即在转型期严重变质的权力这只“看
  得见的手”。在权力作用下，社会成员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
  地位，来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
  的局面。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
  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
  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
  ，　　　　　　　　　　　　　　　　　　　，对“把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
  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　　　　　　　　　　　　　　　　　　。①且不说在中国社会发
  生急剧变化的年代，撰文者用几年前的数据论证中国　1994　年的问题这一做法妥不妥当，至
  少撰文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
  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
  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
  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也正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生产先于分配”，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许多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对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配机制，一直缺乏有效的努力。在面对社会
  成员的功利追求这一问题上，政府没有考虑必须制定出严格的市场经济法则，强迫每一个经
  济主体遵守，从而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利用权力和职务便利而不正当致富的现象。
  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说明，占中国居民家庭总数　7
  ％的富豪、富裕型家庭，其金融资产占城镇居民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达到　30。2％，是
  平均水平的　10。5　倍，是贫困型家庭的　93。3　倍。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富裕、富豪型家庭，包含
  下列这样几类人：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人、部分股份制企业负责人、部分承包租赁者，
  以及少数以权谋私者。而中国的“企事业”单位和“股份制企业”，大多数都是“国字号”，
  这些领导人的身份是“党政干部”和“企业干部”，其公开收入亦即“工资”并不会比一般
  职工高出多少。也就是说，这份调查报告既然将这些人和以权谋私者划分开，就等于在某种
  程度上承认了这些干部存在的大量隐性收入并非“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富裕者的身份就
  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起点的不平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忽视了公平分配法则的传统发展战略在中国实施，事实上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它引起的财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权势者的私囊，人民没有享
  受到经济增长应有的好处，而是被排斥在创造财富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
  系列的社会政治矛盾。毫无疑问，这一忽视了公平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现在在中国正
  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在中国打破小农社会平均主义分配格局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恰好就是机
  会不均等！
  同样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分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应，一方面是决策者们也并没有
  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
  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
  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上述两点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理解所谓“平等”和“市场经
  济法则”，决不会按照西方观念去理解。因为在“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这类伦理概念
  中，蕴含了一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因素在内。
  中国在牺牲了“平等”以后，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
  所谓“效率”，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多的产出。
  10　多年以前，大家认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主要症结在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只要打破
  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效率就会提高，资源就会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会发展不相
  容”这类误导社会舆论的理论也就是在那种背景中形成的。
  那么，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声中度过了　10　多年，中国到底有没
  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机制”呢？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局面依仍其旧，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却与日俱增，在企业领导层和一
  般员工的分配问题上，
  “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早已打破，
  “效率”却并没有提高。在不少国有
  企业负责人的私产增大的同时，是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职工被失业问题所困扰。企业亏损、
  经理发财的事例在中国到处可见。在中国有关部门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中，企业“一把手”
  犯罪问题突出——这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也没有提高多少。在这里，无须去列举一份公文需盖几十个章
  这样的例子，也无须列举办一件事要经过多少环节这样随处可见的事实。只要列举一件事：
  每年在办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国浪费了多少人民币，便知道牺牲了“公正”，其实
  也没有换得多少“效率”——不过这里指的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而不是指某个单位或某
  个人的“效率”，因为在“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之后，肯定办事要容易得多。这倒不是企
  业或那些私营业主喜欢去花这样的冤枉钱，而是因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必须要进行这类“服务”，才能求得个别单位的“效率”，把事办成。所谓“腐败
  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得出的结论。
  但实际上，这种寻租活动从总量来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只改变财富流向，也就是说，
  从总体上来说，它并没有为社会提高效率。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　1980　年为　186　亿元，1990　年为？41。2　亿元，1993
  年则猛升至　1283。5　亿元。这笔钱相当干　1　亿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而与此同时，中国有关
  方面为贫困山区儿童的失学问题在向整个社会呼吁筹建“希望小学”。不少人在捐了钱以后
  愤愤他说：何不叫那些当官的少吃点！少贪污一点！而令人对中国当前道德状态真正感到寒
  心的，是还有良心泯灭的地方官贪污挪用人们节衣缩食捐出来的扶贫款！
  1995　年　3　月在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财政部长刘仲藜照例交“家底”：1994　年国
  家出现财政赤字　237。49　亿元。这不能不令人拿它去和公款消费所消耗的财富相比：如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