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但他谢绝了黄袍加身的提议，功成身退，平静地回到自己的庄园，过起独立战争以前
  的生活。临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亲自解散了打赢这场独立战争的军
  队。当他确知国会没有钱可以遣散他的将士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　8　年戎马生涯中建
  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将士们面前，告诉他们美国真的没有钱，大家就此回家做个好公民。
  这些第一代美国公民无条件地服从了他们崇敬的统帅最后一个命令。
  无论是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刻，还是今天，美国人几乎都知道没有华盛顿领导他们浴血奋
  战，就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美国。据林达夫妇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所说，在美国国
  会大厦里至今仍悬挂着一张巨幅油画，画面上开国元勋济济一堂，那是美国的开国大典。油
  画下面有个小小的说明，记载了华盛顿向国会交出军权那简单而动人的一幕，华盛顿说：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
  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
  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
  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
  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这个仪式如此简单，却如此庄严。它不仅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也感动了世世代代的美
  国人。当华盛顿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泪水。两百多年后，我每一次读这
  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相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从中知道在他们的人生奋斗目
  标中，即使追求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不是惟一的目标，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不可放弃
  的目标；而所谓公职、军职一类的东西，对他们说来，是可有可无的。
  仪式结束后，华盛顿沿着波托玛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园，重新开始以
  牛马为伍的田园生活。几百年来，他家门前的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仿佛还记着他两度应
  召为国服务，两度沿着这条河流回家的身影。
  4　年以后（1787　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1789　年（也
  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年），由华盛顿主持的制宪会议成功地制定了美国宪法。华盛顿众
  望所归，无所争议地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选产生
  的国家元首。那时离独立战争已　6　年，离独立宣言发表已　13　年了。
  此后，华盛顿虽然勉强接受连任了一届总统，但他坚决拒绝第三次连任。1796　年　9　月
  17　日，他在当了　8　年总统以后，在国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告别演说：
  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深
  思熟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结合在一起，
  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规定。……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其
  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对之负
  有神圣的履行义务。人民有权力和权利来建立政府，可这一观念是以每人有义务服从所
  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效劳国家已经　45　载，我希望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
  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对于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爱国之情的激
  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我
  怀着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能与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
  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
  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
  就如他当初率军苦战　8　年、赢得胜利之后解甲归田一样，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田园。
  在一个到处还是国王、君主、世袭制的世界，华盛顿毅然选择放弃权力，开创了总统连任不
  超过两届的宪法惯例，从而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也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政治家的人
  格风范。
  这一年华盛顿只有　64　岁。1799　年　12　月　24　日，华盛顿在自己的庄园安然去世：作为
  美国国父，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其人格风范将成为一切政治家永远的楷模。
  民主
  阿克顿
  （1834—1902），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
  选自《自由与权力》　侯建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哪里不存在强有力的
  民主制度，哪里就不存在强有力的自由。
  谈到民主，我想下述情形是正确的：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极容易
  被偏见和狂热的煽动所欺骗，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点常常不稳定，以致要向他们解释清楚经
  济问题很困难，向他们解释应如何把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也很困难。这些困难如
  果不对个人财产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也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
  一个民主主义者明显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永远在自己心目中牢记这些危险。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在于：你不可能不打碎一个鸡蛋就能制作一个煎蛋饼——有失才有
  得，政治生活不只是由阴谋诡计所构成，也由真理，由那些早已广为人知的真理所构成。
  民主的实质：像尊重自己的权利一样尊重他人的权利。这不仅是斯多噶学派的观点，也
  是一条来源于基督教的神圣的规约。
  民主制并非必然仇视君主制或贵族制。贵族制是通过财富来维系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维系
  财富的自然影响力。1861　年以前美国就是受贵族政治统治的。只要允许贵族寡头维持他们
  的自然优越性，他们就要影响国家事务。
  民主制往往是在中产阶级与贫困阶级共同联合起来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这两者分道扬
  镳的话，民主制就失败。在古希腊则不存在这样的阶级。
  民主制容易蜕化为专制主义，因为陈旧的权威体系和自由能为人民大众所做的事情实在
  太少了。一半的民众被抛弃在完全无知、悲惨的贫困之中；更糟的是一个富人儿童的生存竟
  以四个贫困儿童的死亡为代价；社会上犯罪现象不断滋长；公共事务荒废。要改变这种状态，
  就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短暂而迅速的来源是专制主义。人民的幸福并不在于自由，
  自由对广大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民众需要的是进步、财富、安逸。而自由对进步是
  一个障碍，因为民主同社会运动一起在目的和力量上已经占绝对优势。
  直接民主是不受制约的民主，代议制民主则创造了相互制约的机制。因此，从原理上讲
  代议制民主要比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的水平高。
  主权的分立——这是目前为止政治科学所知道的为民主制建立制约的惟一方法。
  民主只承认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自由；中世纪则承认特殊的、个人的、具体的特权，所
  有这些都已被一扫而光。在国家这个惟一的压迫者出现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压迫。如
  何防止国家权力成为压迫者呢？把它分立开为几个部分。政党是权力分立的早期步骤。
  有时自由的进步以牺牲民主为代价，这种道理并非总是能够被人察觉。民主并非是惟一
  的政府形式；如果政府是纯粹民主性质的，它就不会宽容，它就只考虑其自身的利益。每一
  阶级都应当享有并运用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因此，任何阶级都不应当主宰统治。
  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阿玛蒂亚·森
  （1933－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本文选自《书屋》，2001（1）。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
  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理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
  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
  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
  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
  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
  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
  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
  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
  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
  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作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
  “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
  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
  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
  遍性的冲突。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
  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
  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
  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
  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
  这个问题也涉及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
  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
  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
  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
  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
  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像在
  韩国、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
  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
  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
  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
  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
  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
  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
  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
  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
  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　30　年代的饥馑，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