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
  然而，格瓦拉对于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确实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们对
  他当年放弃古巴高级领导的职位而重返游击战的更深层的动机作一番思考的话，我们也许会
  发现格瓦拉的出走，实在是本世纪革命史上极富象征性和耐人寻味的事件。对于我们中国人
  来说，这个发生于大洋彼岸的传奇故事实际上离我们自己的生活远比我们所以为的要贴近得
  多。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当他秘密离开古巴前往刚果时，他的公开身
  份是古巴党和国家三个主要领导人（前两位是卡斯特罗、其弟劳尔·卡斯特罗）之一。在他
  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他说他已经“在古巴的领土上”完成了对古巴革命所负的责任，“世
  界上其它国家在召唤着我去奋斗。我所能做的是你作为古巴的领导人所肩负的责任使你不能
  去做的”。他宣布放弃所有在古巴的职位，甚至古巴的公民身份（古巴革命后的新宪法有一
  特别条款，授予参加反对巴蒂斯塔政权斗争两年以上并担任高级军事领导职务一年以上的外
  国人古巴公民权，这条规定被认为是特意为出生于阿根廷的格瓦拉合法地成为古巴领导人而
  设置的），这样古巴不用为他在国外的所有行动负责。这封告别信无疑是格瓦拉自己和古巴
  官方对他为什么出走的正式解释，也确实可以视为格瓦拉出走的基本动机。但这种解释又未
  免过于笼统，过于原则，它除了对格瓦拉的突然消失向古巴人民作个交待，以及向世界表明
  格瓦拉此刻和将来的行动虽然精神上仍是古巴革命的延续，但法律上已与古巴无关之外，没
  有再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提供更多的线索。
  格瓦拉出走的背景无疑要复杂得多，而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他认为他已“完成了对古巴革
  命所负的责任”。在字面意义上，这可以理解为他在古巴已无事可做，但实际上古巴当时国
  内经济状况十分严峻，仅此二条就使我们有理由对国家最高经济领导人的自己已完成了责任
  的说法感到困惑。实际上，格瓦拉告别信上的后一句话或许更有实际意义。笔者认为这前后
  两句话应该解读为格瓦拉所想做的在古巴已经无法去做（而并非无事可做），他只有选择出
  走一途。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格瓦拉是被迫出走，只是说他必须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方式去
  追寻他的理想。
  那么，格瓦拉的理想是什么？这种理想又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难以实现？回答这个问
  题或许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我认为从“人”出发——即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塑造“新人”—
  —是首先值得考虑的，也完全符合格瓦拉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活动及追求。格瓦拉提出“新
  人”这个概念是在一九六０年八月一次对古巴医务工作者的演说中，他以自己从一个医生转
  变为革命家为例说明革命的核心是消灭个人主义，号召用“彻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旧时
  代留给个人的一切，“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成为自己的设计师的话，创造一种新的人类——
  他们将是新古巴的象征——就将容易得多”。格瓦拉的这一思想被他用最直观形象的语言表
  达在他一系列的演说和文章中，例如，他曾定义人为“一件半成品”，并把“新人”比作革
  命车轮上的一颗“幸福的齿轮”，一颗“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
  格瓦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呢？六十年代初古巴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从
  体制上为格瓦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国有化的经济目的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把古巴
  从农业出口国转变为工业国，这是由苏联经验所提供的道路。然而古巴从此便开始陷入长期
  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产量下降或长期徘徊（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因其财产被古
  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的经济封锁）。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一九六二
  年到一九六五年古巴政界和理论界爆发了一场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发生过的理
  论　论　争　，　其焦　点　是　两　种经　济　体　制　的矛　盾　：　非　中央　集　权　的　独立　核　算　制　（deceniralized
  self…finance）和中央集权的预算制（ceniral　budgeting　finance）。前者在理论上享有财
  政的独立自主权，通过市场与其它企业交换产品，其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企业的成功视其
  效益而定，个人的收入直接与劳动量挂钩。这种体制最先由农业部门提出并试行，后来外贸
  部门也随之实行，后一种体制与它相反，每个企业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
  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这种体制主要在工业
  部门实行。论战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利润、价值规律和个人利益等
  的关系，而两种体制的并存则表现了当时古巴经济政策上的矛盾。
  身为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是中央集权的预算制派的主将，然而他的立场并
  非单纯地源于经济问题，而是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成份。从塑造“新人”是社会主义的主要
  任务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物质动力”
  （material　incentive）和“道德动
  力”
  （moral　incentive）之间的斗争。他的观点首先以古巴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根据。针对论
  战对手，特别是当时担任古巴政府顾问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海的革命不能
  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道德不能单靠教育灌输的观点他反驳道：古巴的革命就是在完全不具备
  客观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由人的主动性和革命热情所促成的（这一点成为他后来“游击中心论”
  的基础，即革命条件可以由少数武装人员用暴力去创造）。另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雷纳·杜芒在考察了古巴的农业以后建议给在农场从事额外劳动的工人一定报酬，以利于他
  们培养起主人翁意识，但格瓦拉说古巴工人不需要这种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而
  是义务和责任感。总之，“物质动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标准。在一次采访中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个人利益，用精神因素推动社会发展。在工业部一次劳模表
  彰会上他宣布为劳模们准备了一点奖品，但却不打算在大会上拿出来，因为这种形式会给人
  以物质刺激的印象，
  “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实际上，他之所以成为最高经济领导人，某种
  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对经济事务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注意力毋宁说完全在经济工作的政
  治意义上。他的工业部长（最初应译为工业化部长）一职是卡斯特罗点的将，出乎多数人的
  预料，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似乎与他传奇般的游击战领导人的形象不甚和谐。然而，后来的
  发展证明，这样的安排正是革命向经济领域深入所需要的。他的银行行长的任命无疑让更多
  的人吃惊，尤其是他曾经说过要建立一个“不用钱的文明”。这里有一个后来格瓦拉在很多
  场合下开玩笑地说起的故事：在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宣布要为新成立的国家银行找一个“好
  的经济学家”，格瓦拉闻言立刻举手自荐，卡斯特罗惊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
  济学家！格瓦拉答道：哦，我以为你说你要的是一个好的革命家！
  翻阅格瓦拉在这一时期的演说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对解决经济困难所提出的几乎是唯一
  的对策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为这是唯一与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相一致的解决办法，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次题为“对待工作的新态度”的演讲中他说劳动竞赛“是我们国家的核
  心任务”“应该成为每个工人每天下班后的谈论话题”
  ，　　　　　　　　　　　　　　　　　　　。但与此同时他又深深地为已经“摆
  脱了异化”“不再是商品”了的工人的现实劳动态度所苦恼。他大声疾呼：工作应该是道德
  、
  的必需！工厂应该是一个我们每天带着新的热情和乐趣前往的地方！劳动应该是美好生活中
  最幸福的时刻！在另一次对共青团的讲话中他承认还没有在工人中培养起为劳动竞赛所必须
  的觉悟，他说他所领导的工业部老是在为劳动竞赛制定规章制度，但“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
  只想回家的工人”，这些纸上的规定又有什么用呢？
  这场经济论战到一九六五年在没有一个明确结论的情况下突然中止了。一直没有表态的
  卡斯特罗这时说：
  “作为革命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论争。”论战中止的
  原因既有维护党内团结的因素，又有古巴已放弃迅速工业化的打算，退回到以农业为主并以
  苏东集团取代欧美为出口对象的格局。此后报刊上再也见不到论战的文章，而在这种政策变
  化中位居要津的农业和外贸部门也没有改弦易辙，用格瓦拉的“道德动力”去增加生产。无
  疑，以维护革命纯洁性为己任的格瓦拉对这个结果不会不感到失望。然而使他更为失望的也
  许是他已感到在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对人性中利己本能的
  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能实现。他在代表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曾经说
  和平年间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为此整个社
  会必须变成一所巨大的军营和学校。他多次说“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之中，只有在战争条件
  下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切实
  际上一直期待着美国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这种入侵将会一举解决古巴和平年代所产生
  的一切问题。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敢于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
  离开古巴，寻找新战场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促使格瓦拉出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大陆革命”的梦想。他一直认为古巴这个加勒比
  小岛的革命是拉美大陆革命的先锋和前奏，离开了拉美革命，古巴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
  义。”事实上，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起，他就竭力企图输出古巴革命的模式。一九五九
  年古巴尚未宣布转向社会主义时，卡斯特罗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邀请访美，留在国内的格
  瓦拉就派出受其训练的尼加拉瓜游击队重返尼加拉瓜。此后他不但是推动拉美革命的官方政
  策的主要制定者，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训练营地和派遣途径，直接把来自不同国家的武装人
  员派到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其它一些拉美国家。他设立了“革命奖
  学金“用于训练拉美各国的激进学生。美国对古巴的“猪湾入侵”失败后，他在公开讲话中
  警告拉美各国政府，说倘若他们不改善内政，等待他们的就是古巴模式的革命。然而，年复
  一年，他所希望的大陆革命遥遥无期，他所派出的游击队一再受挫，但这并没有使他对拉美
  革命的形势重新估量，反而使他感到拉美游击战需要一个更有能力和号召力的领导人。一九
  五九年，当他出访途经东京时，一个随行人员就记下了他的一段与那次出访毫无关联的谈话：
  在南美的玻利维亚或巴拉圭，找一块与巴西、乌拉圭、秘鲁和阿根廷接壤之处，在那里投进
  一股游击队，革命就会扩散到整个南美。他把这个最有想象力的方案最终留给了自己，要不
  是六十年代中期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一度使他产生了非洲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幻觉
  并选定刚果为出走的地点的话，很可能他就会去了玻利维亚。
  六十年代国际共运的分化也是促使格瓦拉出走的重要因素。他常常对苏联持不加掩饰的
  批判态度，其原因之一是从“新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苏联对价值规律、利润和个人利益
  等的承认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他说苏联工人的劳动目的与美国工人已没有区别，都是为
  了钱。在他的刚果使命失败后秘密返回古巴并等待去玻利维亚的几个月中，他写了一些类似
  理论总结的东西，帮助他整理的人震惊地发现他竟然说自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就有
  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先例。原因之二是他的拉美乃至世界革命的计划与苏联的世界战略尤
  其是“和平共处”方针相冲突。他说“和平共处”就是绥靖政策，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
  退让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在私下说这是背叛，而且在一次对英国记者的采访中直言不讳他
  说当时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