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而“公社和村庄”则应在“肃清”他们方面展开竞赛。接着在取缔了
  立宪民主党后，又宣布把“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都列入镇压对象。列宁并为此致信高尔
  基，劝他不要“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已经过去　80　年，如今俄罗斯面临又一次变局，于是学
  者们又在讨论：到底是狂热的知识分子折腾了人民，还是狂热的人民折腾了知识分子？
  这个官司也许是永远也扯不清的，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第一，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理智与公正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树立起社会公正
  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唤理智。而这个形象自由主义者不去树立，民粹主义者就会去树立，
  这恐怕才是知识界的厄运之源。
  第二，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知
  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1917　年　2　月可堪为证。
  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二月“雪崩”，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
  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于：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良心，
  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
  “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
  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恐怕也就不远了。
  编者旁白
  让我先从“激进”与“保守”这对概念说起。所谓“激进”与“保守”，在近代以来的
  中国，既可指文化态度，又可指政治态度。文化上“激进”与“保守”之争，表现为对传统
  文化的取舍：摒弃，还是捍卫。主张根本否定传统价值，引进现代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
  价值，这样的人通常被称为“文化激进主义者”
  ；与之相对的，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
  其特征是对传统价值的迷恋和坚守，他们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生活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
  相信只要对传统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便能满足现代要求，这不仅是绝对可能的，而且
  是绝对必要的，是现代国人在文化上的惟一选择。至于政治上“激进”与“保守”之争，则
  表现在变革社会的方式选择上。主张以雷霆万钧的暴力手段、以急风暴雨的革命方式对社会
  进行一蹴而就的改造，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而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则是主张在不引发大动
  乱的前提下，对社会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因此，政治观念上的“激进”与“保守”，有时
  又被表述为“革命”与“改良”。作为文化态度的“激进”与“保守”，与作为政治态度的“激
  进”与“保守”，二者并不必然合一。在文化上激烈反传统而在政治上坚守改良立场，这二
  者在现代中国完全可以统一在一人身上。
  本卷作为主词出现的“革命”当是相对于“改良”而言的。
  “改良”与“革命”，当是指
  社会变革上的“保守”与“激进”两种政治态度。这两种政治态度，在现代中国都极具代表
  性。在“保守”或“改良”旗帜下，集合了现代中国的一群知识分子，这群人通常被称做自
  由主义者；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更多文化人则在政治上选择了“激进”或“革命”立场，
  这一庞大群体通常被称为“左翼”。这两个群体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他们的对立，当然
  并不仅仅体现在变革社会的“方式”上。“方式”的差异，还是源于政治“信念”的不同。
  在“左翼”看来，自由主义者主张“改良”不过是“妥协”的代名词，不过是在为当局“帮
  忙”或“帮闲”“左翼”深信，以“一点一滴”的方式根本“改良”不了社会。而在自由主
  。
  义者看来，“左翼”所主张的暴力革命，非但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相反，倒是会将中国带入
  更深重的灾难。政治上的“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
  、　　　　　　　　，即便在今天，也是一个
  远未过时的话题。
  本章为何选胡适起草，蔡元培、梁漱溟等十多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是
  被称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写的第一篇政论。胡适在文化上可谓“激进主义者”，对
  传统文化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且终生都对文化复古倾向保持警惕。但在政治上，胡适则是
  “改良主义”（或曰“保守主义”）的代表。胡适所以不主张以暴力革命方式改造社会，因为
  他深信以此方式不可能对社会实现良性的彻底改造，即使暴力革命成功，仍回避不了那“一
  点一滴”的具体问题。在写于　1922　年　6　月的《这一周》中，胡适这样表明自己的政治观念：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有两个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
  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
  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
  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
  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
  变迁。”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胡适这类“改良主义者”在“改
  良”中国政治上的具体看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港台思想文化界和一些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都对中国现代史上
  的“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本章节选了张灏的《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一文。
  该文追溯了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崇拜”的源头，也分析了激进的政治思潮长期占上风的原因。
  虽然未必句句有理，但他还是多少搔到了痒处。
  政治上“激进”与“保守”之争，当然不只是一个中国问题，可以说，它表现了人类两
  种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的对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人性的两种不同看法的对立。这种对立在
  法国大革命后表现得更加尖锐。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也是中国
  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的一种源头。与此同时，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声音也首先从欧洲思想
  界响起，并且也对中国现代“改良主义”产生了影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激进”与
  “保守”，分别有着异域的思想背景和资源。故本章着意选择了托克维尔的部分论述。托克
  维尔的论述选自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是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名作，也是自由主义经
  典作品。托克维尔表达的意旨之一，是号称与传统进行彻底决裂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并未能创
  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并未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旧制度下的许多东西，都在大革命后以改
  头换面的方式复活；托克维尔的另一意旨，则是证明以“自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实际
  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
  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他的意思是，在一个“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候，最容易发
  生彻底摧毁该政府的“革命”。在专制统治最严酷的时候，革命往往难以发生，民众背负着
  千斤压迫而默默忍受。而一旦专制统治稍有松弛，民众承受的压迫有所减负时，民众反而感
  到剩下的那一部分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山呼海啸般的革命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爆发。如果
  说，一个“坏政府”在它开始改革时容易爆发革命，那么当这改革极不公正时，社会大动乱
  式的革命就更容易发生了。本章所选的《“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
  界的悲剧》一文，恰恰阐述了　20　世纪初俄国极不公正的“斯托雷平改革”与后来俄国革命
  的因果关系。文章着重分析了在这由不公正改革引发革命的过程中，当时俄国自由知识分子
  应负的历史责任。如果说，当时自由知识分子拒绝“民粹主义”立场是一种清醒的选择，那
  么他们面对不公正改革却默不作声，则意味着放弃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面对民众在
  所谓“改革”过程中被剥夺与被损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三缄其口，也就在民众中失去威信，
  当一浪比一浪激进的革命爆发时，自由知识分子再出来说话就无人理睬了。此文提醒人们应
  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不但应是社会的头脑，还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当某种
  不合理制度开始变革时，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旗帜鲜明地拥护改革，但仅此还不够。所谓改革，
  其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种利益再分配，可能是较公正的，也可能是极不公正的，因此
  就可能有公正的改革，也可能有很不公正的改革。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则不仅要坚
  决拥护改革，还要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予以批评。当然，对改革中不公正现象的
  批评，永远不能走向对改革本身的否定。苏文还提醒人们，革命有时并不需要人去刻意煽动，
  它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当社会转型和变革以一种不公正方式进行时，这种突发的革命
  最容易出现，因此，革命也不是任何人潇洒地挥挥手说一声“告别革命”就能告别得了的。
  对高尔基，中国读者很熟悉。高尔基曾被称为“革命的海燕”，曾被说成是俄国革命的无条
  件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直到他尘封多年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出版，人们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高尔基对“革命”曾有过那样多的不满，那样多的抵触，那样多的恐怖。单世联《历史
  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一文，是对高尔基长期被遮蔽的一面的解读，辑录于此，可与苏文之
  作相得益彰。
  切·格瓦拉是所谓“革命的圣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一些人想起了他并将他
  作为旗帜举起。程映虹《格瓦拉为什么出走》对这种呼唤革命的激进声音发表了不同看法，
  同时又鲜明地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苏文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潘旭澜近年发表了
  一系列反思“太平天国革命”的学术随笔，并结集为《太平杂说》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章从《太平杂说》一书选取《其兴也勃》一文，或许能有助于读者了解这场“农民革命”
  的真相。
  王彬彬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
  程映虹
  （1956…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1997
  （12）
  一九九七年是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三十年前，“切”这个名字前面曾
  被西方和拉美报刊冠以“浪漫冒险家”“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柯德”“拉丁美
  、　　　　　　、　　　　　　　　　　　、
  洲的加里波的”“尘世的耶稣”等等令人目眩的称号。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在“革
  、
  命”这个词颇受冷落的后冷战时代，几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却使格瓦拉的名字再度回到了报端。
  其一是去年底秘鲁的自称信奉“格瓦拉主义”的阿马鲁游击队占领日本驻秘鲁大使馆并劫持
  大量人质；其二是曾经与格瓦拉共同战斗的扎伊尔游击队领袖卡比拉推翻了蒙博托政权；其
  三是格瓦拉的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就在今年春天，纽约的　Grove
  Press　出版了最新的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格瓦拉传记：《切·格瓦拉：革命生涯》，在美、
  加同时发行，颇为畅销。
  远隔重洋的中国也没有忘记格瓦拉。七月某日《新民晚报》以整版篇幅用“漫漫革命路，
  纵马走天涯”和“虽死犹生，精神永存”等标题对格瓦拉及其遗骨的寻找作了报导。令人略
  感困惑的是，格瓦拉其人固然大有新闻价值）然而较真起来，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人都没有
  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这一原则的话，格瓦拉那种企图依靠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
  去推翻别国政府的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饱尝外国干涉之苦的中国人去赞颂，似乎已经
  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
  然而，格瓦拉对于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确实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