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需要纠正，五四运动即是新文化运动，至今尚未成功，再来十七年也不嫌多，我们还无需
  再创造一种更新的新文化运动罢？（6　月　9　日天津《大公报》）
  原载《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十期
  “皇帝来哉”
  刘洪波
  （1966…　）．中国当代杂文家。本文选自刘鹤守、
  尉天纵、樊百华编《皇帝与流氓》，西安，太白文
  艺出版社，2001。
  曾读过一篇写时代变化的随笔，至今记得其中的精彩一笔：作者从乡下接母亲进城，问
  到目前乡下生活怎样，母亲说：
  “好了，狗都不吃屎了。”看来，狗的实践已经推翻了一个所
  谓的人类真理：
  “狗改不了吃屎。”这种关于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明，胜过千言万语；这个文盲
  母亲的生活观察，远比许多理论家的论证生动而有力。
  读到这个母亲的故事，我不由得记起了自己的母亲，同样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母亲，她
  20　多年前的一句话让我永难忘记，那是救星陨落的时节，她像普天之下的群众—样陷入巨
  大的惶恐，不过当地从惶恐中醒过来时，首先感到了命运不公：“可怜呢，毛主席老了，没
  有一个儿子来接班。母亲永远是真诚而且善良的，　20　年前只是叹惜老人家没有建立起
  ”　　　　　　　　　　　　　但　　　　　　　　　　　　　　　　　“主
  席世家”。现在，她有些什么社会观察呢？遗憾的是，她没有做出“狗都不吃屎了”之类的精
  辟概括，但也不再有“没有儿子接班”之类的感慨。她甚至能够恰如其分地使用“系统”
  “信
  息”之类的新词汇，她的真诚与善良仍然保持，但只注视普通人的命运，青年流血、儿童被
  弃、老人受虐、天灾降临，等等，只要她知道，总要叹惜再三。
  然而，这样的与时俱进，是可以发生于任何一个人身上的么？实话说，我不敢肯定。
  从滑稽艺术家王汝刚的《自报家门》一书中，我看到了顾阿桃的故事。因背诵“老三篇”
  而当过省革委会常委的顾阿桃，逝世于　1994　年。她曾回忆，当初她作为贫下中农学《毛选》
  积极分子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被引见给“伟大领袖”时，心里念了四个字：“皇帝来哉！”
  尽管这四个字涌现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头，显得是那么滑稽，但历史就是如此，共和国里“皇
  帝意识”曾经盛行，何况顾阿桃也与我的母亲一样大字不识一个，即便将“老三篇”倒背如
  流，又怎能苛求她冲破长期封建影响和新中国的个人崇拜呢？
  只是，晚年的她虽然作过“阿桃做人梦一场”的人生总结，却仿佛仍然没能够真正觉察
  时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听到上海的剧团送戏上门时，她问的是“你们来宣传光辉思
  想几天”；看过演出后，她祝贺“宣传得真好”。别人纠正“是演出得好”
  ，她马上改正：
  “对，
  演出得好，内容丰富，效果立竿见影！”顾阿桃曾自况：
  “我是一块揩台布，酸甜苦辣都尝过”，
  听来让人鼻酸。然而，终究她没有能够走出那个让她登上了天安门的时代，就心理而言，她
  永远停在了“皇帝来哉”的一瞬。
  前不久，又看到一个人生故事。一家报纸发出了一张浑身挂满领袖像章的人物照片，希
  望找到照片主人，希望听到他的沧桑感慨。不久照片主人出现了，现在做着一个有干部身份
  的经理。他说的是：在那个年代，我是一个先进分子，现在仍然是一个先进分子。这也是一
  种与时俱进罢，但是要说沧桑之慨，还不如顾阿桃那么深切，好像只是与时俱进便可，至于
  历史如何发生，以及发生过后如何看待，都“没有往心里去”。
  我又看到了一台“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晚会”，可都是有知识的人在那儿主事哩，依
  然是唱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已，仿佛那是无比美好的岁月，还要将那“艰难然而充实”
  的故事当做优良传统教给新一代。亲历者据说激动得流下热泪，但这怀旧而非反思的热泪，
  好像那个时期融进了人生的辉煌。于是“纪念”也就停留在怀旧的层面了。
  当然，我还想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顾阿桃故事”，由有知识，或者有身份，或者有知
  识且有身份的人上演。何时曾经辉煌，便将何时视为人生的大道，奉为永远的正朔，总在心
  里回想“皇帝来哉”的时刻，壮怀激烈，庄严神圣。我的母亲也曾有个人的“辉煌”，但她
  从来没有再回想过当“妇女队长”那一刻，不再有“接班问题”缠扰，超越了“皇帝来哉”
  情结。仅此，就配称为真正的生活着。我为她高兴。
  原载《文汇报》1998　年　5　月　28　日
  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
  牧惠
  （1928…　　　）中国当代学者，杂文家。本文选自牧
  惠《头痛医脚》，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1。
  有删节。
  《丑陋的中国人》①在大陆开始流行于１９８６年，真正大量深入民间却是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６年，人们能读到的只限报刊上转载的其中若干篇目，有机会读到港、台版《丑陋的
  中国人》的只是极少数。１９８６年，我到广州参加那里举行的文化战略研讨会。文化战略
  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话题，同样名目的会议刚在上海开过不久又在广州召开。由于以实践
  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目标是破除“文（和）革”中的
  种种倒行逆施和思想束缚，开放改革才只有几年时间，“文化战略”的讨论还不可能认真触
  动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要害，距离《丑陋的中国人》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好几步。
  这时，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已有不少人读到过这本书并向我提到它。正在编选《当代杂文选粹》
  的我早就关注着柏杨，于是开会期间托朋友从香港弄回一本，回京后同《当代杂文选粹》的
  主编严秀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弘征联系，取得一致意见：先出许多人都极欲一睹的《丑陋的
  中国人》，然后再考虑出选粹小册子。当我们在编印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意识到这将会是一
  本引起强烈反响（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同样强烈）因此要耽一定风险的书，必须用最快的速度
  抢先印出并尽快送到读者手上。我和严秀在北京作了若干删节（主要是想降低定价便于普及）
  于十月末寄到湖南，又三人共同写了一篇《编后记》。弘征十一月中旬发稿，亲自坐在工厂
  校改催印，不到二十天，即当年十二月上旬，第一本大陆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就出书了。
  出版社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发行，书一下机就直接从工厂打包用快件向各地发货。就这样，
  一个月内印行了９０万册，比别的出版社都较好较多地把它洒向全国各地，马上变成了一本
  人们争购的畅销书。
  有一种观点认为，《丑陋的中国人》所以畅销，是人们“仍然不失悠闲，爱看热闹的兴
  趣，并未比前减退”（台湾版《丑陋的中国人》３０５页，下同）导致的。
  此文发表在洛杉矶的《论坛报》，也许是彼时彼地部分华人的心情；但是，大陆的中国
  人却未必有此闲情。此文作者接着说：“中国现代史是一本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史，长期的
  贫困苦难，已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蒙上阴影。”因此，
  “中国人现阶段应该注意的，倒是
  ‘贫而无谄’
  ，至于‘富尤骄’‘富而好礼’的不急之务，恐怕还需等上半个世纪。到那时，
  再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不迟。”
  把柏杨这本书看成闲得无聊的人才爱看的“贫而谄”的作品，当然也可以是一家之言。
  然而，就大陆广大读者的心情来说，《丑陋的中国人》主要的作用是有助于他们反思而不是
  向谁“谄”什么。
  中国现代史确是一部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史。在这百年当中，中国人如何反思，话题太
  远，姑且暂时不讨论它。大陆人民当时关心的问题是，1949　年我们搬掉了帝国主义等三座
  大山后，争取到在没有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条件；但是，这三十年来，
  除了个别年头外，人民仍然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仍然贫困苦难。光是“大跃进”　“文（和）
  和
  革”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就“史无前例”。这是为什么？开始，人们在十年浩劫结束时，把责
  任完全归咎于“四人帮”的作恶，控诉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然后，人们控诉“左”
  祸带来的苦难，鞭挞“四人帮”一伙和他们的帮凶的愚昧无耻，控诉封建主义愚民政策的猖
  獗，提出了诸如那怕是好皇帝咱们也不需要，要用自己的脑子当家作主的观点，并在此基础
  上大胆提出为“个人主义”正名的口号。人们从邓小平《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所提出的纲
  领性意见中似乎也看到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希望。开放改革又进一步开阔了被封闭了三十年
  的大陆人民的眼界，人们迫切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但是，却不时传来不同的噪音。１９８
  １年对《苦恋》
  （电影《太阳和人》）的批判，１９８３年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等一
  系列不符合人民意愿的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挖掘发生这些怪现状根本的、民族
  文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左”的幽灵阴魂难散，第二次“文（和）革”仍然
  有产生的土址，开放改革无法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一批又一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人们开始议论
  从１９４２年“抢救运动”（此前更不讲理的苏区肃反那时知道的人还较少）以来的历次政
  治运动。奇怪的是，为什么如此荒诞的怪事居然可以在革（和）命阵营中畅行无阻地频频发生。
  “抢救运动”搞出那么多“特务”“特务如毛”，事后证明无一例外全是假的。毛　XX　敬一
  （　　　　　）
  个礼，道一声歉就可以把人们的怨气驱散殆尽，佞臣康生稳如泰山地在那里继续整人。建国
  后的肃反，“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刘衡《只因我对党
  ”
  说了老实话》）但当时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几十万人被用千奇百怪、平常人怎么也想不出
  的手法打成“右派”，迎来的却是一片拥护声。一些有良心的人，明知对方不是右派、没什
  么错误，也只好跟着起哄。彭德怀分明毫无道理地被批斗了，却仍然只有落井下水者而无人
  出面讲一句公道话。因反“右倾机会主义”而饿死几千万人了，也仍然乏人大声疾呼据理力
  争为彭德怀申冤……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开始提出，像“文（和）革”这样的浩劫居
  然在中国得以发生而且仅仅只有在中国才得以发生，除了某些客观因素外，一个根本的原因
  在于我们自己灵魂深处有着某种病毒，以至于象吃了迷魂汤似地搞个人迷信、　“忠”
  跳　　　字舞，
  一呼百诺地把全国推向经济崩溃的边缘。
  那么，这种病毒到底是什么呢？
  柏杨给我们提出震聋发聩的答案：
  “第三流国民绝产生不出第一流的政府”　而文化大革
  ，
  （和）命，只不过是“潜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野蛮、凶暴、诡诈、嫉妒、残忍入骨”这类“邪
  恶力量”的总爆发。
  《丑陋的中国人》一一剖析了潜伏在国人身上的“邪恶力量”，使读者在
  其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自己紧跟着瞎闯的根本原因。就如一句西方哲人的话所说，
  “有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于是就有了什么样的运动。发表在广州《南风窗》
  的一篇文章谈到读此书的心得说：“一个有理智、有是非观念的民族，绝不会相信小麦亩产
  十万斤的昏话；一个讲人道、有同情心的民族，绝不会使无数同胞遭到侮辱性的批斗以至自
  相残杀，血的事实映照出一颗颗丑陋的心灵”。从这里我们看到《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全国
  的根本原因。
  同样，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