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
  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
  “将人不当人”
  ，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
  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
  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
  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
  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
  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
  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
  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
  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
  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
  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
  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
  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
  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
  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
  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
  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
  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
  “汉族发达时代”
  “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
  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
  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
  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哪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
  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
  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
  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
  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
  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
  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
  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
  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
  产阶级呀，Proletariat　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
  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
  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　Democracy　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
  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
  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
  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
  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
  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
  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
  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
  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
  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
  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
  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
  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
  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
  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
  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
  臣台。（
  ”《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
  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
  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
  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
  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
  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
  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
  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
  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
  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
  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
  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
  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
  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
  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
  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
  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
  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
  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
  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论传统与反传统
  王元化
  （1920…　），中国现代学者．文学评论家。本文原
  载　1988　年　11　月　28　曰《人民日报》。有删节。
  一
  长期以来，海外对“五四”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人读后深受启
  发。不过，我对于有些海外学者否定五四的偏激态度是不能苟同的。例如，有人把“五四”
  运动跟义和团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杜维明）。还有人进一步说，“五四”是“文化
  大革命”的先河（宫崎市定）。另一位美国华裔学者也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
  最温和的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唐德刚）。流风所披，这些年来，随着新儒学和儒学
  第三次复兴的传播，国内也出现了和海外某些学者评价“五四”的类似论点。我觉得这是由
  “五四”的反儒精神所激起的，从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崇儒立场出发，自然会引申出
  “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断。
  从表面看，
  “五四”打倒孔家店，
  “文革”批孔，两者似乎一脉相通。我最近读到海外学
  者的一篇文章，以对儒家的态度来衡量国内学者，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学的
  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谁就是开明改革派。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
  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所以作了这样的判断。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
  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只要略为了解诸如海瑞、《水浒》等这些历史人物和历
  史故事在剧烈政治斗争中的浮沉荣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号召作家去写的清
  官楷模，但由于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为“文革”序幕祭旗的牺牲品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是真的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吗？不是。《水浒》这部小说曾被宣布包含了不少辩证
  法，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也一再受到热烈的奖励，但是在“文革”中一下子变成了宣扬
  投降主义的反动著作。当时是真的批宋江吗？不是。它们都作为影射的符号，所谓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这些选来祭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
  孔也是一样，就在当时恐怕连不大识字的人也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谁。这也就
  是当时除了御用写作班子的少数笔杆子外，理论工作者（哪怕是一贯对儒家采取批判态度的
  人）都对这场闹剧采取了坚决抵制态度的缘故。如果不懂历次政治运动总要通过文艺批判来
  揭开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那么只能说
  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是把封资修一古脑儿作为批判的对象，可是，
  经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里阳秋。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