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
  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
  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
  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
  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
  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
  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国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
  谈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
  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
  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
  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　15　岁至　17　岁的土
  、
  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
  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
  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
  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
  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他说他的特
  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
  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
  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
  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
  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
  人，是个“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
  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他面对着台下的全
  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
  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
  “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
  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
  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
  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
  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
  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
  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
  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
  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
  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
  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
  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
  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
  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
  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
  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
  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
  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
  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
  他是　1939　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人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
  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
  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
  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
  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
  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
  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
  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
  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
  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
  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
  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
  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
  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
  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
  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
  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
  、　　　　　，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　1942　年，一直
  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
  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
  “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
  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
  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
  1942　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
  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　12　月）
  。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
  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
  “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
  “当然不会信。
  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
  ”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
  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
  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
  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
  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
  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
  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
  ”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
  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
  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
  施。
  （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
  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
  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
  “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
  察为明；
  “党内人情世故论”　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
  ，　　　　　　　　　　　　　　　　　　　　　不可不知；
  “久
  假不归论”　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
  ，　　　　　　　　　　　　　　　　　　　　　　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
  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
  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
  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
  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
  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
  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
  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
  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
  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
  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
  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
  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
  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
  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
  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
  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
  “　　　　　　　你还不是特务？”
  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