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她引证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
  记忆的呼唤，和谨记勿忘的号召，来自我们历史的根源。圣经的诫命，没有哪
  一条是出现得这么频密，口气这么严厉的。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
  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
  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
  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
  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迫害、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
  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这种记录实际上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
  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
  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专稿中，就提到
  一个名为西蒙·胡伯班特的犹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杀害前３年四处漫游，记录他的人民每
  日每时所经历的恶梦，将黑暗深领于心。他写下犹太人受难的编年史，将其放在牛奶罐中，
  隐藏在华沙罗伏里克大街６８号一幢四层楼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结成一份历史见证，这即
  是价值的所在。
  记忆断裂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
  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
  空白和断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满脑袋的“路线斗争”“亡党亡国”
  、　　　　　，
  每天都去呐喊、冲杀，要“打倒”和“誓死捍卫”。我的一个表姐夫，当过“右派＂的医生，
  向我指出红卫兵不过是炮灰，是政治棋盘上的过河小卒。我一贯钦佩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刻，
  但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我想：你们那次“反右斗争＂的经验算什么！这次，最高领袖亲自
  解放了“右派学生”，保证决不“秋后算账”。但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和一代人上当受骗、
  重蹈覆辙。
  当我们这批人被发配乡下之后，
  “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进行。我农闲返城
  时，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他的同学正干着我们３年前干的事：写大字报，批判斗争校长和教
  师。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现身说法。我表弟平时对我很是佩服、言听
  计从，但这次抗不住国家机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浊流。我感到沮
  丧和痛苦：骗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识破后，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历史居然在三
  五年中就来一个循环！当我思考原因时，我发现个人叙述的局限和无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
  验教训并没有进入公共话语，成为集体记忆，下一批中学生充盈于耳的，仍是当年那种对我
  们灌输的理想和信誓旦旦的保证，谎言对一批人失效后，立即物色到另一批轻信者和受害人。
  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谎言、避免悲剧的必要
  条件。试想一个人在街头碰到行骗者，他上当后，不论是否遭到损失，只顾走自己的路，不
  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和斗争，那么，受骗者还会接踵而至。我曾经想不通，在远远不到一个
  人生的时段内，运动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一次又一次，为什么都能成气候，都能得手？难
  道真如俗话所说，日常假话易于辨识，而欺世谎言反倒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我坚信原因在于
  记忆中断，关键在于受骗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谎言对新来者永远有效，那么玩弄权术的
  人必然稳操胜券。
  我和一家杂志曾策划过一个“激活记忆、抢救记忆”工程，每期刊登采访当年红卫兵的
  对话和反思性文章各一篇，以期对“文革”作出深入揭露，警示后人，确保悲剧永不重演。
  这个工程进行到１９９６年５月——刚好是“文革”发动３０周年的日子，就再也进行不下
  去了。我由此体会到，阻断记忆、扼杀记忆并不仅是偶发事件。
  捍卫记忆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
  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
  “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记忆中的创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
  欺人。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
  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
  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
  不可告人的东西。
  记忆在本真的意义上是人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会力量当成
  权力合法性资源，因此，记忆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垄断。每当出现改朝换代或异族统
  治，刷新臣民记忆的行为就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新的神话、新的创世纪、新的福音书和教义
  将居于民族记忆的核心。如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集体记忆中将留下空白和断裂，某些
  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有人会对此心安理得，他们懦弱的心
  灵无法承受记忆的重负，他们只愿意享受当下。但毕竟有人要捍卫记忆，竭尽全力搜寻被偷
  窃和藏匿的东西，他们坚信，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
  的是民族的灵魂。
  在古希腊人那里，记忆的地位高如神灵。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与众神之王宙斯结合，生
  下了９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她们不仅包括音乐舞蹈之神，而且包括科学和历史之神。确
  实，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历史，都与记忆的母体有血肉关系，都从记忆那里获得哺育和养分。
  记忆是意义的渊薮，是真善美的源泉。我们必须以虔诚和敬畏之心对待记忆女神，决不要轻
  慢，更不可背叛。
  思痛录
  韦君宜（1917…2002），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选文有删节。
  第一章　　　“抢救失足者”
  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
  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
  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
  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天紧张热情地工
  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
  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
  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
  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　1982　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
  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
  “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
  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
  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
  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
  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
  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
  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
  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
  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中央
  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
  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
  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
  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
  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
  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
  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
  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
  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
  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
  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
  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
  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
  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
  “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
  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
  “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
  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
  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
  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
  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
  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
  “是个　20　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
  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
  “刘瑛（她的名字）走
  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
  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
  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　岁的、11　岁的、10　岁的，一直到发现出　6　岁的小特务！这已经
  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