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都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之类。除了写字不懒，苗炜其他方面基本都懒。他家离单位很近，是骑车的最佳距离，可他懒，收入不高时就常打车（这是他惟一的小资生活）。现在他还是懒，但比起从前还是进步了不少，至少有了一套高尔夫杆，开着车去了法国，品过法国名酒，可他的胃口，我相信还是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苗炜的观察和搞笑能力都不错，内心里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家附近有一所宠物医院，仅仅是让他帮忙打听做猫绝育如何挂号，我就被他写进了〃圆桌〃，当然是一个不讲猫道的坏典型。
  生活周刊有一群有理想的人，王锋、苗炜还有胡泳更是突出，他们不只关心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外做杂志的经验。王锋曾去美国一年，研究了大批的样本，写了不少笔记；苗炜几乎一本杂志在手，总是不放过认真研读的机会；胡泳在海外留学也做了不少研究。在周刊，经常会听到〃我们可以设这样一个栏目〃的建议。
  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永远一身黑衣一脸胡子的副主编方向明。可以说，生活周刊早期一些做宏大叙事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他是惟一杨浪时代留下的新闻记者，生活周刊早期的记者都是野路子出身，对他文章的路数有时不太认同，他一个高大的汉子，脾气却出奇的好，任你说什么意见，他总是很平静，他解释得很少，只是埋头写字，熬得很辛苦。现在看来，正是他当时的努力，才使生活周刊在半月刊阶段能够拥有一些深度新闻报道的东西。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3）
  舒可文是一个自由主义女性，性格有些不羁，来生活周刊前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其精神气质和书房修炼使她成为一个极有个性的文化主笔。说来好笑，她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热爱，其精彩表达感染或者说〃欺骗〃了一批原本拿不定主意的女同事追随其后，生下自己的宝宝。总听到有人要找她算账：为什么把那么艰辛的育儿生活说得那么美妙？可在她看来，那就是一件享受的事。
  刘怀昭是一个观念西化的回国留学生，当时受欢迎的编译文章许多出自她的手，她擅长运用资讯，善于找到独特的角度，重新解读新闻事件，提出新的观念。她一时沉静，一时又闹哄哄的，甚至看上我的一件棉麻针织衣，即刻就要我扒下来给她，这份亲昵让我很感享受。
  刘君梅是生活周刊最勤快的记者，家住北京西郊泸定桥以远，上班的路上尘土飞扬，那上班是真正的〃进城〃。环境这样差，可她心态一向积极。我最佩服她永远以修饰得无可挑剔的模样，走进办公室，进出各种采访场所。她外号猫妹，充满爱心，家里始终有几只小猫追随其后。我的环保意识就是她喋喋不休的选题计划和闲聊启蒙的。
  张晓莉是生活周刊最听话的女孩，规定9点上班，她准到，坐在那里读读英语也好，虽然别人都没那么守规矩，但她心里从来没有不平衡。她认真采访写稿，怯生生地望着主编，极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她也成了一家大报的首席记者，文字也越来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兴趣多变，也使他在多个领域中游走自如，思维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关于他的恋爱故事你可以听到不下10个本子，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谈论时他的那份疑似真实的失落让你感动，他是一个想过出花样生活的人。其实他很重感情，曾经为了写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写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为字数所限，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刚写了几个人就不得不收笔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动地写了他们邹剑宇、王星、高昱、王珲、李梦苏、刘天时、卞智洪、皮昊、邹俊武、商圆还有技术编辑程昆，可爱的行政秘书高媛都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归
  1998年4月，在为生活周刊工作了近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养育后代，人生不为自己，只想让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带着他们每年出游一次，希望年底时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周刊经费严重紧张，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栏目调整，我的收入将剩下原有的一半，尽管我还担负杂志后半部分的制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没有人承担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离开。
  新单位正在筹备引进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后来我做了这本《Newton…科学世界》的执行主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生活周刊难以割舍。我刚到新单位时，曾经有同事反感我，因为我言必称〃生活周刊〃，据说，做试刊版式那天，我说了不下十次〃生活周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个性创意的同事是该烦我。由于运作不顺，我们那里也会危机频发，一旦遇到困难，我总是先向朱伟和老潘求助，一会儿来扫描一些图片，一会儿请教一点问题，他们也总是乐于助我。
  2002年秋冬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Newton…科学世界》，像回娘家一样回到生活周刊。此时生活周刊兵强马壮，安贞大厦的办公环境优雅，倒真像小资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看着满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真是喜欢，我自己也幸得美丽可爱的助手回晓君，我切实感到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过去生活周刊一个月出两期杂志的经费只有8万元，要支付稿费、工资等管理成本，基本没有采访经费，偶然的外出采访大都是受人之邀。现在不同了，一个月的成本就要百万元，记者已经跨出国门采访，新闻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周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也难免再遭遇坎坷，但这飞跃还将继续着。
  我祝福生活周刊一路向前。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图）（1）
  舒可文　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反映时代进程。一个时代当然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构成，我一开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对于我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放弃原来习惯了的注意点，不能从书本上寻找说话的题目，必须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找到可说的题目，哪怕是过了没多久的事，在朱伟那儿也被叫做〃腌兔子〃。
  城市文化中，艺术被拉入我们的选题有点偶然。虽然艺术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是批判者，有时候是时尚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消解者。但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刚从非常边缘的状态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赚钱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一样，艺术家也有各种花招制造不同的趣味，他们的着数属于艺术，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特定文化的气质。以前在写美学题目的时候，也要拿艺术家来分析，但那只是从作品或文字记载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据都是过去时态的。而这种进行时态的艺术现象充满了魅力，大有可解释的空间，可我完全不会采访。
  这时候，我的朋友邱志杰和王铭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最开始的采访是拿邱志杰练手，对邱志杰的采访让我第一次拿艺术的现在进行时态做文章，这显然符合生活周刊对新鲜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把采访归置在一个〃角度〃下，基本原样地写下来，因为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铭铭帮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给了我们家很多人类学的书，而且不论多么细枝末节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候他也讲一些他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候的趣闻，我从中获益不少。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把艺术家当成一个族群看待，他说当然。此后我试着这么做，即使是做艺术评论，也完全改为对作品阅读、对创作者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阅读，然后才有阅读者的叙事。
  艺术活动在那时候的媒体上基本还是一种时尚题目，或文化新闻事件，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一种很混杂的杂烩，不一定符合传媒惯例，但朱伟还是都把它放在了〃艺术〃这个专栏里，并一直让它持续着。很快，生活周刊成了反映艺术动态的一个公共平台，也让我给自己定的题目有了长期做下去的机会。北京被〃非典〃围困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把这些东西整理成《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出版，算是我对这个栏目的一个交代。
  2001年生活周刊变成了真正的周刊，那时候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城市中最活跃的产业，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开始成为50年来普通中国人第一项大的不动产。改为周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变中国》。这本来是艺术批评家黄专策划的一个展览的题目，黄专、上河美术馆的陈家刚，拉上我，讨论了好长时间，越讨论规模越大，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张欣。我已经开始查找几十年来和住房有关的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甚至小说里写到的居住状态，最终因为展览线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做成展览，却成了我们杂志现成的题目。
  第三部分：PART　3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2）
  〃城市化进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个到处见到的字眼，城市也进入了生活周刊的选题会，高昱最先在生活周刊开始以城市为题目做文章，他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小伙，他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生存历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个城市在快速变化中的种种状况，这在编辑部里也成一时佳话。上海苏州河改造的时候，因为牵涉到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搬迁，朱伟就让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给了我一些人的电话，说他们都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人，也许能给我一些帮助。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真正做采访调查的机会，虽然在家里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沿着苏州河从东到西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