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三联〃，我对钱钢、杨浪、贺延光这些大记者的名字一概不知，直到有人告诉我，毕熙东会担任生活周刊的体育部主任，我才明白这帮人的分量。我当时全中国就知道一个记者的名字，那就是老毕，我看他的足球评论。进入〃三联〃之后，我的理想就是跟着老毕做体育新闻，能免费看足球，能在报纸上发议论。如果能在《足球》报〃京华新村〃上每周写上800字的评论，那我这辈子的理想就算实现了。
  1994年世界杯；《中国足球报》创刊，老毕把我介绍到那里帮忙，每天看完球写300字的短评；1995年的某一天，老毕要我开始给〃京华新村〃写稿子，他带我去见《足球》报老板严俊君，在足协附近的一个宾馆，房间里很凌乱，老严坐在椅子上看字帖，他指着字帖上的一幅字问我：〃你看这几字写的怎么样？〃那八个字是〃心中有我，眼底无他〃，我说：好。老严说：〃写字要做到这样，写文章也要这样心中有我，眼底无他。〃
  从1994年，到1996年周刊正常按照半个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其间两年的时间，这本命运多舛的杂志大多处在和投资方分分合合的状态中。黄集伟曾经写了个小说，幻想2008年的周刊是什么样子，结尾处是主编一声号令要大家开选题会。我当时建议他这样修改改成创刊倒计时会议。我们那时候老说要创刊了，要倒计时了，我琢磨着到了2008年，这本杂志也未必能创刊。
  虽然杂志不能尽快面市，不过工资倒照发，而且居然加薪50％，从400块到600块。有些同事纷纷离去，我则想，到哪里找这样好的工作：不用干活还发钱，偶尔来上班就讨论杂志如何定位这样虚头八脑的问题。从家到净土胡同，骑自行车15分钟就够，比二外可近多了。我上大学时写的一个小说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给我寄来300块钱的稿费，那小说1。5万字，我给其他报纸写文章，稿费从千字20块到100块不等，足球报显然是最慷慨的，一篇文章375块，这笔账一算就明白，我宁愿天天在家写一篇球评，也不会去写小说了。1995年足球联赛火爆，北京有两家小报都以足球为头版，我在这家小报写完了，再给另一家小报写。每天早上我在明媚的阳光中醒来，盘算如何打发无所事事的时光，每天1000字的写作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有个美国人说过，体育记者是这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谋生方式；我想修改一下，雷克·雷利那样的体育专栏作家，才是最好的差使，他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比赛，采访体育明星，会晤体育圈内各色人物，但不用写报道，拿的年薪却高得不得了。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终于走上正轨。朱伟接手之后，我依旧是写体育，他编的第一期稿子，体育大概占了10页，写的是辛普森和泰森的故事。1996年的杂志就有〃生活圆桌〃这样一个栏目，当时请一帮著名作家给写，后来觉得那样的文章没意思，朱伟原来是搞文学的，他说文学承载的信息量太小。我给〃圆桌〃写的第一篇稿子是〃闷死在网球场上〃，他看了以后说：不要那个结尾，写文章不要归纳总结。这句话实在让我如释重负，茅塞顿开。再后来我接着担负圆桌的编辑工作，我看到了许多好文章，记下了好多有意思的人与事，总是会有一个人写出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连着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枯竭，不写了。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图）（1）
  黄集伟　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前曾任中学教员和媒体编辑，1993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1995离开后任职媒体及出版社编辑。
  1993年10月27日（星期三）
  那天中午，在永定门三联生活周刊二楼大教室里吃盒饭的记者们有点激动：有排骨。
  （说是〃大教室〃，其实只是一间南北有窗、盖在一楼平顶上的简易房，其中摆放十来把折叠椅外，充当会议桌的，是张四五成新的乒乓球案子。《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培训以及后来的数十次〃空转演习〃均发生在这里。培训期间，当时京城不少媒体大腕都曾在这里讲课讲课教师中，甚至包括〃礼仪教师〃、〃国标舞教师〃。让记者学习〃国标〃的想法和做法即或以今天的眼光看，也过于奢侈。而真正受益的，是当时所有的记者。〃国标〃的训练从〃站姿〃开始，受训记者被要求靠墙站立，挺胸收腹……及格者寥寥。）后来证明，那天盒饭中的〃排骨〃纯属〃疑似〃记者在盒饭中吃到的，是腔骨，而且以骨为主，寡油少肉。记者苗炜用一次性筷子中的一根儿试图从狭小的腔管中剔出点儿如封面故事〃导语〃般有〃内容〃的干货，未遂。苗炜感叹说：〃今天的排骨里怎么尽是隐士啊？〃
  当时，离苗炜最近，坐着记者武荣和王锋。王锋也没吃到肉。他拍着自己的脸说：〃还是我脸上肉多！看吧，明天盒饭里，肯定是今天剔下去的肉！〃
  王锋说完，武荣搭上话茬儿：〃那我明天死活得来！〃王锋问她为什么？武容说：〃今天啃骨头我都来了，明天吃肉我能不来吗？〃
  三位的闲聊被听见，在场其他记者哄堂大笑……而这种〃哄堂大笑〃在〃大教室〃的早上很难听见。
  1993年12月4日（星期六）
  1993年尚未实行〃双休日〃，每周上班6天，休息1天。这天一大早，记者黎争的脸色就不大好看。
  众人问其故，黎争说，全是因为大早上一个奇梦所扰黎争梦见自己接电话，和他通话的，是那种叽里咕噜非常好听的英语，女声。正听在兴头上，电话听筒里忽然传出一个沉稳严肃的男声：喂，黎争吗？今天上午选题可以完成吗？
  （选题作为一个概念，对当时大多数记者来说都很陌生。《三联生活周刊》首批招聘的十多位记者中有学化学的、情报的、中文的、戏剧文学的，基本没学新闻的。这使得头回听说〃选题〃概念的记者们感觉自己就像厨子：要么不会备料，无菜可做；要么拿个鸡毛当令箭，拣到篮里就是菜……事实上，首批记者接受培训时所获取的丰富营养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他们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自此感染了一种可称之为〃选题强迫症〃的职业病：每有新闻事件发生，哪怕他们其时效力的媒体根本无法报道该事件，可在他们的〃想像〃中，还是可以瞬间勾画出〃线索〃、〃质疑角度〃、〃线人布控〃、〃采访路径乃至导语首句用〃疑问〃还是〃判断〃之类的〃操作方案〃……此职业病亦称〃创意消化不良〃，无药可医。）
  无须解释，所有在场记者都能猜出，黎争梦里的那个〃男声〃为当时周刊的执行主编无疑。黎争之梦当场即被众记者指责为〃夸张〃。其时，首批记者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已有半年时间，出身为北大化学系的黎争当记者的感觉已越来越好。
  1993年12月27日（星期一）
  因为接近年末，这个〃星期一〃的气氛很〃过年〃。就是这一天；《三联生活周刊》组建记者部以来，全体记者首次集体联欢，欢庆新年。下午，在新华社总部地下卡拉OK厅，周刊记者与周刊主笔首次不讨论选题、不研究〃前脖子〃、〃后脖子〃乃至〃封面故事〃，而是放声歌唱。
  事前记者们曾有小小〃阴谋〃歌词大意是，要在联欢会上好好收拾一下那些枪毙选题眼都不眨的主笔之流，但统统未遂。
  在联欢会上，主笔、主编们歌声洪亮、曲风多变、舞姿优雅而外，还死死把着麦克风不撒手，轰都轰不下去。
  （如果真实再现联欢会上下无穷细节，用今天的话说，那会非常八卦。还是不写吧。但其实，在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联欢会〃也是一种另类的培训它是一个难得机会让记者们从另一面了解他们的领导。在此前的正式培训期，主笔着装细节、谈吐风范之类，就一直是年轻女记者们最爱议论的话题她们的〃选题焦虑〃较之男记者要轻微得多。在〃发现〃某主笔穿〃花花公子〃之类的〃八卦〃中，主笔们的〃神性〃被一一降解……情有可原的是，当时周刊所有主笔均为兼职，新记者与之近距离接触的时间非常少。）
  离开新华社，记者一行余兴未尽，便跟随愿意请客的4位主笔移师崇文门某餐馆。与〃第一场〃西餐＋歌会模式不同，晚间的第二场〃续宴〃以酒为主，连菜都没怎么吃。酒过三巡，记者何笑聪忽然哭了起来，记者苗炜忽然大声唱歌，记者华莉忽然不断地大笑，记者刘君梅则忽然巧舌如簧妙语连珠。还有人发现，记者刘晓玲不知是没来，还是喝高了悄然离席？……无论如何，这些〃表现〃在选题会议上看不见。那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第一次集体聚会，喝得开心外，也是记者们为数不多的一次与主笔面对面：不谈选题，谈别的。
  第二部分：PART　2黄集伟：生活琐记（2）
  1994年8月2日（星期二）
  此时，距离所谓首期三联记者〃黄埔〃已相隔一年有余。记者们享受盒饭的地点已迁移到了鼓楼附近的净土胡同，也是二楼。因为周刊尚未创刊，已开始有记者调离。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已是有新有老老记们的心情复杂混乱，但一到吃饭，依旧谈笑风生。
  （〃讨论本〃不说；《三联生活周刊》的空转试刊即有十多本之多。考虑到新闻时效，很多讨论本、空转本所完成的新闻专题被依次转移到相关媒体发表，当时吞吐周刊稿件最多的是〃中青〃和〃工商〃，且大多〃颇受欢迎〃。而更受欢迎的，是依次调离的记者。被培训了不说，很多调离者等于直接〃回到〃领导手下，只是不做周刊而已。留下来一直没走的记者尽管在言谈话语中多有抱怨、阴阳怪气，可内心深处依旧对《三联生活周刊》存有脆弱的梦想。不过，脆弱的梦想其实更像梦想，而不像别的。）
  那天中午的盒饭午餐里荤素齐备。听见记者王锋说自己没吃菜，白口吃下三盒米饭，记者石正茂大为惊讶〃天啊！你都快'打鸣儿'了吧？〃
  记者苗炜顺着石正茂的思路忽然问：〃你们说，什么是'机米'？鸡吃的米就是'机米'？〃
  而记者钦峥完全不顾当时的语境，全力展示他刚花300多块钱买来的风衣，米色。在场的众女记者一直骂他冤大头〃他妈的，那个卖风衣的小姐拿色相勾引我，否则，我怎么会买？〃钦峥为自己打圆场。
  记者王锋忽然说：〃'周刊'绝对是一块儿肥肉，怎么就没人来吃呢？〃〃废话！你往那块儿肥肉上吐了口唾沫，谁还敢吃啊！〃苗炜显然话里有话。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
  1994年8月7日（星期日）
  集合的时间约在9∶00，可一大早；《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就提前到了……整整齐齐。那天，是编辑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集体外出郊游，目的地是密云的云湖度假村。
  郊游用车一大一小共两辆。执行主编与当时的领导们乘坐的是那辆红色切诺基，记者一行乘坐的是一辆租来的依维柯。上车后，记者石正茂第一个跳到司机旁边座位坐下，跟在她后面的单座依次是记者王烨，记者何笑聪，单排最后的座位上坐着记者王锋。
  双排座儿上成双成对儿，依次是记者徐巍和李翠萍，记者钦峥和黎争，记者童铭和苗炜，记者洪凌和张晓莉，记者刘晓玲和刘君梅。
  与事先想像会有〃欢声笑语〃相反，在前往云湖度假村的途中气氛沉闷。没人大声喧哗，没人领导话语权。整个路途中司机反复播放的磁带是当年非常流行的那盘《校园民谣》。
  当磁带放送到〃同桌的你〃时，大家的情绪开始有些微变化最开始的丢转儿算〃大循环〃：每当〃同桌〃播放完毕，不播下一首，继续〃同〃一次〃桌〃；可接下来的丢转儿则聚焦歌中最伤感的一句这样一来；〃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把它扔在风里〃一句开始无限循环起来，忽就制造出一种铺天盖地、无缘无故的伤感。
  （当时周刊记者们的情绪其实无从复原与形容。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年后，有人在《切·米沃什诗选》中读到那首名为《这个世界》的诗时，马上想到的，竟是多年前自己在生活周刊当记者时的复杂感受：见识、能力被丰富，可同时，梦想也被划出一道口子。米沃什在诗中写道：〃看起来完全是一场误会/只是一次认真对待的试运行/河流将返回到源头/风将停息在旋转的地方〃……不同的是，对一些离开生活周刊的记者而言，有些梦想已永远再无〃返回〃的机缘。）
  晚上9点半左右，出游记者和当时的领导层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