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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方面作了形象的总结，提出了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这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作者试图号召人们，要象戈拉那样彻底抛弃宗教的偏见，要象洛丽塔那样敢于冲破宗教教派的束缚，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向广阔的天地，争取民族的解放。但作者在作品中着手解决宗教偏见问题时，用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在宾诺耶和洛丽塔解决教派问题时，“他们主要决定是忘掉自己是印度教徒或梵教徒，而只记住自己是两个人”。从帕勒席的思想中，“梵社算得了什么？印度教社会又算得了什么呢？”应当“着重的只是‘人’”。作者企图通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说教，来解决宗教偏见问题。这就明显地暴露了泰戈尔资产阶级观念的局限。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注：《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在《戈拉》中，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活动，对印度的民族解放道路进行了探索，初步提出了联系劳动人民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劳动者的高贵品质和敢于反抗传统偏见的精神。但泰戈尔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工农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身上，因此在作品中不可能指出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作品由主要人物所体现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翻开小说，不消说不同教派、不同思想的人物之间，有唇枪舌剑的论辩。就是在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姐妹之间，情人之间，朋友之间，也有种种的论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这种论辩，与小说的题材有关，它写的是有争论性的社会问题。同时，作品主要塑造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对祖国、人民、政治、宗教、爱情、种姓殖民主义等问题都十分关切，需要探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小说人物对话具有论辩性的特点。
  作品中论辩性的对话，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戈拉与哈伦关于英国人与孟加拉人在印度的社交问题上，哈伦认为“孟加拉人有不良风格和迷信”，根本配不上与英国人交往，戈拉就认为“不管我们怎样配不上，我们到处去巴结英国人，总应该引以为耻”。哈伦又说英国人值得尊敬，英国人也尊敬他们。戈拉争辩说：“这种对某些人的尊敬，只会使我们其余的同胞更加丢脸、我看这不是别的，只是侮辱”。这就把戈拉的爱国与哈伦的洋奴性格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作者还通过人物多种形式的论辩，自然地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如戈拉等人与哈伦论辩时，巧妙地通过苏查丽达的感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苏查丽达本来对戈拉有反感，但听了他们的争论，感到戈拉的崇高。她“从来没有听人这样有力、这样坚定地谈过祖国”，而当她听到哈伦辩论不过就大骂戈拉是“粗鄙的乡下佬”时，她就感到哈伦的卑鄙。苏查丽达得出的结论，也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
  第二，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在小说《戈拉》中，正面人物之间，以及其他人物之间，也都是互为对照的。这就补托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与洛丽塔的母亲巴德曦达妮；戈拉的父亲与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都有对比作用。就是象苏查丽达与洛丽塔，同是新型的印度妇女，前者温和沉静，斗争性弱，后者刚强坚韧，异常勇敢。但作者的形象对照，主要是使作品中心人物的性格在对比中更为鲜明。戈拉与哈伦，一正一反，爱国与洋奴，经纬分明。戈拉与宾诺耶，宾诺耶的软弱迟疑，更衬托了戈拉的坚定无畏。戈拉与他哥哥摩希姆，戈拉时刻想的是印度，摩希姆想的是职员的位置和女儿的嫁妆。戈拉与一起到农村远游的大学生摩梯拉尔和罗玛帕梯也不相同，戈拉对农民的悲惨生活很同情，而另外两人则无动于衷。在这样多方面的对比中，戈拉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形象真实丰满。
  第三，优美的抒情格调。泰戈尔是个诗人，他的小说，也具有诗的艺术感染力。在《戈拉》中泰戈尔把抒情、叙述和论辩融为一体。作者把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灌注于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中。特别在表现人物内在的思想情绪时，泰戈尔更是充分发挥了抒情的才能，因而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力量。就以小说的结尾来说，当戈拉知道他不是安南达摩依所亲生，但又发现她正是他所要寻求的真正的“母亲”的时候，泰戈尔的抒情也就达到了高潮：
  “母亲，你就是我的母亲！”戈拉大声说。
  “过去我到处寻找母亲，原来始终坐在我的房间里，你没有种姓，你不分贵贱，你不知憎恨——你只是我们幸福的化身！印度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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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近代日本文学
  第一节　概述
  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封建时代末期——德川幕府晚期政治的腐败使日本陷入了最大的民族危机：对外无力抵御美、英、法、俄等列强的相继胁迫，一再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内无法控制藩阀的封建割据的局面，社会矛盾激化，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起义不断。为了摆脱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者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结束了三百年的封建德川幕府的统治。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后封建主义势力仍然是社会中的强大势力。这就造成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两个突出现象：政权上是封建贵族和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经济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经济和封建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年）两次战争中得到胜利，获得了巨大利益，因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二十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16页。）的国家。它对内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外进行侵略和掠夺邻近的弱小国家和民族。
  日本人民在明治维新之后，并没有获得真正利益，反而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而农民暴动和城市贫民的骚动迅速增加起来，被压抑的中小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终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一次规模宏大的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但是不久，在天皇政府的镇压、分化的政策下，在右翼领导人的妥协、背叛之下，这次民主运动遭到了失败。然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它以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的进步、革命势力为代表。天皇政府为了扼杀革命力量，于1910年5月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进行了血腥镇压，把幸德秋水等革命领导人逮捕杀害。
  日本近代文学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成长发展起来。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从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就完成了欧洲近代文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经历的过程。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依附于封建天皇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致使日本近代文学呈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派别众多，纷纭万状，文学呈现复杂的局面；一是进步的、民主的文学由于政治力量薄弱，又处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中，不能形成强大的文学力量。虽然如此，日本近代的进步的、民主的文学仍然在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斗争中得到发展，成为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
  一、黎明时期
  日本近代文学经历了一段启蒙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是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为了迎合明治维新，满足开化启蒙的要求而有所发展。但文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只出现了不少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到自由民权运动前后，近代文学才开始勃兴，形成了近代文学的黎明时期。这个时期首先出现了作为民权运动宣传工具的“政治小说”，它虽然在艺术上还没摆脱封建时代文学的束缚，但是鼓吹民主、宣传民权、针砭时弊以及作品所表现出的爱国忧民的思想，确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新声。它以矢野龙溪《经国美谈》（1883）和东海散士《佳人奇遇》（1885）为代表。同时，坪内逍遥（1859…1935）在《小说神髓》（1885）里，提出了文学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方法，为推动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近代文学第一个奠基者是二叶亭四迷（1864…1909）。他出身于旧世家，学生时期接触过大量的俄罗斯进步文学，并且对文学创作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1887年他用现代口语写出了长篇小说《浮云》，揭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第一页。《浮云》描写了一个知识青年内海文三的命运，他由于不屈从日本封建官僚的压迫，不愿采取与现实妥协的处世哲学，终于被关在幸福大门之外。作品批判了日本官僚社会的腐朽、卖身求荣的知识分子的卑鄙无耻以及小市民贪财附势的庸俗心理。在主人公文三身上，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迷惘，也体现了作者对日本近代社会的憎恶和失望。作品的典型形象的塑造、真实细腻的心理刻画以及深刻有力的社会批判，都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使它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著作。创作《浮云》之后，二叶亭四迷有很长时间搁笔，于1906年才重新执笔写出了《面影》，第二年又创作了《平凡》。这两部小说同样以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天皇政府统治下的挣扎、苦闷和失败。
  稍后，于1890年森鸥外（1862…1922）发表了《舞姬》。这篇小说与《浮云》取同样题材，但它描写的知识分子却更加荏弱无力。作品最后部分，主人公青年留学生太田丰太郎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抛弃德国情人叶丽丝从柏林回国，与反动势力妥协。作品以浪漫情调表现了个性自由追求者的失败的悲哀。《舞姬》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开拓了道路。
  二、成长时期
  日本近代文学在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所开创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了“砚友社”和“文学界”两上重要文学团体。“砚友社”的文学是日本近代初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退化，它以赢得读者廉价的眼泪为宗旨，对社会的描写流于肤浅，迎合小市民的趣味。“文学界”是以北村透谷为首的青年诗人、评论家的文学团体。他们采取与现实对立的态度，要求个性解放，梦想幸福的海市蜃楼，讴歌青春的活力。他们掀起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潮，为日本近代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北村透谷（1868…1894）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他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左派活动。运动失败以后从事文学活动。他反对封建黑暗的日本社会，以“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照，突出他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在他不成熟的两部诗剧《楚囚之歌》（1889）和《蓬莱曲》（1891）里，洋溢着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炽热感情；遭到挫折以后转而否定现实，表现出诅咒黑暗社会的愤怒情绪。“这个无聊的世界，这个无所作为的世界，这个虚伪的世界，这个狡诈的世界，这个丑恶的世界，这个肮脏的世界，怎么能叫我的心得到片刻安宁！”（《蓬莱曲》）。他晚年所创作的抒情诗，格调清新，形象优美，流露出一个觉醒者、反抗者的孤独、寂寞之情。最后，他深陷在理想和现实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痛苦和迷惘的心情中自杀而死。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