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在于利于环境的描写来煊染每一个情节所需要的气氛。在描写源氏执拗地追逐有夫之妇夕颜时，作者着意煊染了源氏以高贵的身分，微行到夕颜的家中，在侍女、乳娘众多妇女的众目睽睽的气氛当中，突出了源氏那种急于偷情而不可得的焦急心理。在描写夕颜暴亡时，作者着力煊染了废邸中阴森怪异的气氛；在描写末摘花一旦失去源氏这个经济靠山之后，则着力煊染了末摘花所固守的祖业，那座破宅邸的颓垣断瓦、草木雕零的冷落气氛。在描写源氏失意远谪、退居须磨这个荒僻的海滨时，则着力煊染了酷苛的大自然的肆虐，以此来衬托源氏失意寡欢的心情。所有这些煊染气氛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它形成为“王朝物语”所独自具有的人事与自然交融的浓郁的抒情性，而这部作品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如在开头的“桐壶卷”中，在描写桐壶帝派遣宫中女官——禁卫命妇去吊问死去的桐壶更衣的母家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刮着凄风的傍晚，突然使人感到一阵侵入肌肤的寒意。帝触物添悲，思念更衣不已，乃使禁卫命妇去探更衣的母亲。当此良宵月夜，帝遣走命妇后，独自凭栏眺月。过去每值此良宵，游宴取乐，更衣时常调弄丝竹，弹出一曲情意缠绵的琴音，或低吟一首和歌，以显示其过人的才艺。死去的更衣形影和容貌，仿佛紧偎在身旁。然而幻影毕竟比不上现实。
  命妇来到更衣的娘家，车子刚一进门，立刻感到景况的凄凉。更衣的母亲虽说是过着孀居的生活，但过去为了顾全更衣身分，还维持一定的体面，粗看去总算过得去。但是现在由于思念亡女，整天悲痛万分。庭院中杂草没人，又加上这晚上的凄风，更显得凄凉雕落，只有那月影孤零零地空照蒿莱罢了。命妇在寝舍的正面下了车，更衣的母亲感激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通过以上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擅于驱使情景交融的手法来煊染气氛的。而这种凄清怅惋、情意缠绵、恻楚动人的抒情主调，正是这部反映王朝贵族没落命运的作品所不可缺少的。
  当然，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还远不只此。有的艺术特点，突出表现在日本民族语言之中。如作品中大量插入了贵族男女在爱欲生活中相互赠答的和歌，在叙事行文中，也每每渗入古代的名歌或汉诗，这些抒情的诗歌，为这部作品整个情调，增加了无限的和声，加强了这部作品的感人力量。这部作品所使用的文体可称“连绵体”，与描写这些贵族男女复杂隐微的心理活动相适应，形成了这部作品婉约多姿、缠绵悱恻、典雅艳丽的独特的文章风格，这些要通过原文才能体味到的。
  总之，《源氏物语》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是日本王朝文化臻于烂熟阶段开出的一朵妖艳之花，它的艺术形式，恰恰适应了它的主题的需要，达到了它独自的和谐的境地，是后世许多追随者所难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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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中古朝鲜文学
  第一节　概述
  朝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公元一世纪，高句丽就开始建国，又逐步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了高句丽和百济，直至九世纪，又在内外矛盾中分裂为“后三国”。这段历史时期，一般被称为古代朝鲜。
  朝鲜的文化史可以上溯到高句丽、新罗、百济建国以前。那时，上古的朝鲜人就在口传中产生了最早的文学作品。《檀君神话》（注：《檀君神话》记载了古代朝鲜建国的神话。相传“天帝之庶子桓雄率徒三千降于太白山”，说中国尧帝时，“其子檀君即位，定都平壤城”，始称“朝鲜”。）是关于古朝鲜建国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对自然、祖先和图腾的崇拜；《迎神歌》是古代朝鲜人对乌龟唸咒、祈祷的歌词，这是流传下来最早的民间祈祷歌谣；《箜篌引》相传是一个名叫丽玉的朝鲜妇女谱上箜篌曲调咏唱的抒情诗歌。
  “三国”时期，朝鲜文学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这时朝鲜民族文学尚未创制，文学作品有的用乡扎标记法（注：乡扎法是朝鲜古代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一种形式。）记载下来，有的直接运用汉文创作。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为统一国家而进行的频繁战争，在生活中，个人的作用比古代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传记文学便应运而生。《朴堤上传》、《温达传》、《乙支文德传》、《金庾信传》、《都弥传》等反映了当时朝鲜人民的爱国斗争和劳动人民的坚贞不屈、勇敢机智的品质。
  这时期除传记作品外，还出现了民谣和四、五言汉文诗。百济歌谣《薯童谣》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及其对统治者的蔑视与嘲弄。新罗歌谣《彗星歌》表现了古代朝鲜人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高句丽琉璃王的四言抒情诗《黄鸟歌》及乙支文德将军的五言诗《遣于仲文》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汉文诗。
  新罗时期，统一的新罗继承并发展了三国文化传统，达到了更为繁荣的阶段。著名的新罗歌谣（亦称新罗乡歌）在公元八至九世纪已至全盛。这是一种采用乡扎标记法的朝鲜语抒情诗，一般为十句，共分三段，具有童谣与民谣形式的诗韵。它的作者非常广泛，包括帝王、贵族、花郎徒（注：新罗时期将贵族出身的青少年集中进行教育和训练，并从中选拔人才，这种制度叫花郎制度。按花郎制度进行学习、训练的人，叫花郎徒。）、僧侣及一般群众。歌谣的数量也很多。公元888年，魏弘与大矩和尚曾将新罗歌谣汇成歌集《三代目》，可惜已失传。流传至今的只有《献花歌》、《祭亡妹歌》、《处容歌》等二十五首。新罗时期是朝鲜佛教的全盛时代，所以歌谣内容含有宗教因素；新罗又是一个统一的新兴国家，这又使歌谣具有乐天的内容和优雅的形式。
  送走留不住的春天，
  为永不能见您而悲伤。
  我当万事从慎，
  不辜负您的关怀。
  转瞬间，
  也许还能见到您？！
  您哪！
  思慕之情促我脚步，
  啊！
  那里是蓬草丛生的幽巷。
  哪个夜晚，我也不曾入梦乡。
  这首歌谣，是七世纪末花郎得乌谷所作。诗中思念故去的新罗元勋、花郎竹旨郎，追慕他的高尚品质和刚强性格，并表示自己为国尽忠的决心。
  除乡歌外，新罗时期还出现了薛聪的寓言故事《花王戒》和慧超的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但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作家还是崔致远（857…？）。新罗时期中、朝文化的频繁交流，使十二岁的崔致远能有机会赴唐留学。他在唐应试中举，为官多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诗文曾受到中国学者的赞赏。回国后不受重用，隐居伽倻山。他的《桂苑笔耕》文集共二十卷，辑录在我国《四库全书》中。他最有名的诗歌是五言讽刺诗《古意》、《寓兴》、《江南女》、《蜀葵花》等。诗人在《古意》中写道：
  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
  谁知异类物，幻惑同人形。
  变化尚非艰，操心良独难，
  欲辨真与伪，愿磨心镜看。
  在《寓兴》中，他又写道：
  愿言扃利门，不使损遗体，
  争奈探珠者，轻生入海底。
  身荣尘易染，心垢正难洗，
  澹泊与谁论，世路嗜甘醴。
  《古意》与《寓兴》都是诗人体察社会生活的结果，前者嘲讽虚伪，后者讽刺贪婪，但却同时显示了诗人高洁的品格。除短诗外，崔致远还创作了抒情长诗《双女坟》。诗歌叙写了诗人与一对青年女子的交往，大胆地歌颂了自由奔放的爱情，表现了内心世界喜怒哀乐的丰富情感，给古代汉诗的创作添上了一层新意。
  高丽时期是从公元918年开始的。这时高丽始祖王建推翻了“后三国”的泰封王朝，并先后灭了新罗和后百济，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高丽国。自此，直至十九世纪李朝末期，是朝鲜历史的中古时期。
  高丽建国初期，部分地调整了土地关系，又实行了“田柴科”（注：“田柴科”制度，是976年高丽王朝为了确立国家对土地的支配权而公布的一项制度，它统一规定了封建官僚和其他吏役的收租权，这是高丽国家借以发展中央集权制的重要基础。）俸给制度，封建经济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自十二世纪下半叶起，王权就日趋腐败，农民不断举行起义。十三世纪蒙古入侵，战争持续四十余年，十四世纪又三度抵御日本和红头军的侵略，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动荡不安。
  高丽时期的文学各种体裁都有所发展，汉文诗的兴盛尤为突出，出现了郑知常、金富轼、崔承志、李奎报、李谷、李齐贤等著名诗人。
  郑知常（？…1135）是高丽社会上升时期的诗人。出生于平壤，《大同江诗》是他的代表作：
  雨歇长堤草色多，
  送君南浦动悲歌，
  大同江水何时尽，
  别泪年年添绿波。
  诗歌写景抒情，落笔淡雅，表达了十分细腻的感情。
  李奎报（1168…1241）是高丽社会极其动荡不安时期出现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爱国诗人。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幼年时有“奇童”之称。二十三岁中进士，入朝为官，但由于性格耿直，不满官场丑恶现象，宦途中曾屡遭免官、降职、甚至流放。晚年任较高官职，做到宰相。七十岁时辞官返乡，七十二岁逝世。
  诗人热切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他的长篇五言叙事汉文诗《东明王篇》是在高丽长期抗击外族侵略，又面临蒙古、契丹、女真战争威胁的严重情况下创作的爱国诗篇。诗歌以神话传说为题材，运用了日趋湮灭的历史资料，通过主人公朱蒙（东明王）的形象，赞扬了高句丽第一个国王东明王的开国业绩。虽然作品过分神圣化了封建君主的形象，但在外族入侵的战乱年代，它能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抵御外侮；同时，作者又借助对历史上昏愦君王的批判，暗示了对高丽王朝统治者的不满。他说，“自古帝王兴，征瑞纷蔚蔚，末流多怠荒，共绝帝王祀”。诗歌结尾，诗人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当权者应“守位以宽仁，化民由礼义”，这样才能“永永传子孙，御国多年纪”。实际上，这正是诗人对现实中不施仁政的高丽王权的指责与抨击。同时，作家亦希望朝廷以此为戒，使国家永远兴盛，表现了诗人深沉的爱国感情。
  除《东明王篇》外，诗人的作品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千首左右的古诗、律诗。这些诗歌用五言或七言诗的形式，表达了热爱祖国、憎恨敌人、同情贫苦、关心农民、揭露嘲讽统治阶级，以及自守清廉、安于贫困的思想与主题。在《闻达旦入江南》一诗中，诗人愤恨地写道：“安得天上剑，一时堕胡头”，“不然大海水，倾注使漂流；他为鱼与鳖，作脍我民喉”。诗人希望借得天上宝剑，尽斩敌人头颅，或倾大海之水，使侵略者化为鱼鳖供人享用，流露了深沉的憎敌爱国之情。《雨中观耕者赠书记》一诗中，诗人提出：“一国瘠肥民力内，万人生死稻芽中。他时玉粒堆千廪，请记今朝汗滴功”，表达了“农为国基、民为邦本”的思想。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观察了当时朝鲜农民的生活，在《代农夫吟》中写道：
  新谷青青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
  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
  在《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中，诗人又写：
  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
  舂粒莹如珠，或饲马与狗。
  前一首中，诗人揭露了统治者掠夺农民的残酷性，后一首又指责了官吏贵族生活的穷奢极欲，两相对照，可以看出社会贫富悬殊，诗人的笔尖已触及到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李奎报并不是封建制度彻底的叛逆者，他思想的出发点是儒家“国以民为本”和佛家“悲天悯人”思想的结合，他只希望进行一些适当的改革。在美学思想上，诗人反对形式主义的诗风。“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嗜”、“揽华遗真实，所以失诗旨”是他对当时某些封建文人脱离现实生活以华丽的辞藻哗众取宠的不正诗风的痛切批判。在艺术上，李奎报的汉文诗“不蹈袭古人”。他的叙事长诗脉络清晰，突出人物形象，具有现实感。他还善于在诗歌中夹叙夹议，写景抒情，运用多种体裁表达主题思想。他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高丽爱国汉文诗人。
  李谷（1298…1351）是高丽王朝临近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