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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萨迪
  伊朗十三世纪的大诗人萨迪（1203…1291）生于南方名城设刺子的一个下层传道士家里。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塞尔柱王朝（1055…1194）的末期。1194年花刺子模人占领了波斯的一部分土地，结束了塞尔柱王朝的统治。1219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入侵伊朗，蒙古人烧杀抢掠，肆意破坏，给伊朗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蒙古人第一次入侵并没有在伊朗建立巩固的政权，他们把所到之处洗劫一空之后就转移到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草原上去了。到了125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来到伊朗，才占领了伊朗全境，建立了旭烈兀王朝（又称伊儿汗国）。
  由于外族入侵，战祸连年，萨迪的前半生是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度过的。他青年时期曾在巴格达的“内扎米耶”学院学习。他的旅途生活大约开始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足迹遍及亚非广大地区，如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印度、阿富汗和中国的喀什噶尔。在旅途中他遇到各种困难，与社会各阶层的人广泛接触，对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这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给他后半生的创作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在《蔷薇园》的开头，萨迪写道：“……所以我才在这本书里写了各地奇闻，圣人训喻，故事诗歌，帝王言行，其中也掺杂着我自己的一部宝贵的生活经验，这就是我写作《蔷薇园》的缘起。”
  萨迪的代表作是《蔷薇园》和《果园》。《果园》成书于1257年，次年写了《蔷薇园》。这是两部道德训诫式的作品。其思想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体裁。《蔷薇园》是一部散文作品，叙述中既有无韵散文，也有韵文，并插入几句诗，借以点明主题，加强效果。《果园》则完全是诗。萨迪的这两部道德训诫作品读起来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主要是因为每一章节都很短小，不作长篇大论的说教；同时，作者生活经验丰富，他把自己半生中亲身经历的轶闻趣事都写进作品。两本书里的每一节都是独立的，若干节构成一章，章与章之间也没有情节和意思的联系。几乎每一小节都是以一个故事开始，然后引出结论。
  萨迪和普通人民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这点，正是其他伊朗诗人所缺乏的。因此，他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表达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歌颂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警告封建统治者不要过分作威作福，无情地揭露上层宗教人士的伪善面目。所有这些，构成了萨迪作品的基调，这是诗人进步的世界观的反映。
  萨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从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在下面这首短诗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表达得极其鲜明：
  亚当子孙皆兄弟
  兄弟犹如手足亲。
  造物之初本一体
  一肢罹病传全身。
  为人不恤他人苦
  不配世上妄称人。
  《蔷薇园》及《果园》里，诗人热爱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果园》第一章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大马士革遭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寸草不生，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一个善良的人，他并不缺少粮米，但他却因别人忍饥挨饿而忧心如焚。他的朋友问他为何这样忧伤？他这样回答：
  呵朋友！眼见朋友失足落水，
  站在岸边，也会于心不安。
  人们缺粮少米，面黄饥瘦，
  我的心为饥饿的人忧愁。
  聪明人不愿看到伤痕，
  不管伤的是别人，还是自身。
  我是有粮有米，吃喝不愁，
  可是，见别人受苦，我全身发抖。
  身强力壮的人身边倒卧着病人，
  他哪还能去作乐开心？
  看到贫苦人食不果腹，
  饭菜也似毒药难以入口。
  当朋友入狱下监，
  谁还有心漫步花园？
  正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所以他对封建统治阶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两部作品用了很大篇幅反映了暴君酷吏对人民的压迫，萨迪清醒地指出：
  暴君不可以为王，
  豺狼不可以牧羊。
  假如国王压迫人民，
  在危难中就众叛亲离。
  在《蔷薇园》的一个故事里，写一个国王得了不治之症，要用人的胆汁下药，于是选中了一个少年。国王买通了这个少年的父母使他们同意杀掉自己的儿子。法官也引经据典说：“以臣民的性命保全国王，全然合法”。正准备动手取胆的时候，这少年仰天苦笑，他说：“父母是爱护儿女的，法官是为民伸冤的，国王是主持正义的，如今父母为了一点小惠把我断送，法官判我死刑，王上也只愿自己死里逃生，除了真主以外，谁还能护庇我呢”？萨迪在这个故事里对这个少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国王最后没有杀掉这个少年而把他释放了，这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结尾，未必具有典型意义。真正揭露封建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部分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正是这部分把封建君主的残暴和自私，少年父母的贪财害子，法官的为虎作伥深刻地揭露出来，加深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
  在某些章节里，萨迪也对封建统治者加以赞扬。但是，只要经过分析，就可以看出他往往赞扬他们对人民的关心与帮助。当然，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未必符合诗人的善良愿望。但是，我们却从中感触到诗人萨迪的一颗热爱人民的心在跳动。如在《果园》的一节里，我们读到这样的诗句：
  国家是树民为根，
  树茂皆因树根深，
  切莫扰民害百姓，
  害民就是自掘根。
  萨迪对人民的态度有时超出单纯的同情而发展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歌颂。在《蔷薇园》的一个故事里，作者写两个兄弟。一个在官府当差，一个自食其力，靠劳动为生。一次，有钱的兄弟邀另一个也到官府当差。另一个兄弟却回答说：“你若摆脱这伺候人的可耻地位岂不更好？圣人说，与其腰束金带，服侍别人，不如自食其力，乐得清闲。”在另一个故事里作者写豪富哈丁台认为樵夫比自己“豪迈而崇高”，因为樵夫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对于一位中世纪的诗人，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劳动人民是低贱的，劳动是不光彩的，萨迪正是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唱出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不和谐的音调。
  诗人对上层宗教人士的揭露和讽刺也是辛辣而无情的，在作者笔下出现了形形色色圣徒的丑恶嘴脸。如《蔷薇园》中的一个故事，写一个圣徒在国王召见的时候，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服用使人消瘦的药物，但结果服毒药而送命。还写了一个圣徒为赢得别人的尊敬，故意比别人少吃饭，多作祈祷。
  萨迪笔下的圣徒并不都是反面人物，当他写到贫苦的宗教信徒时往往流露出深切的同情。他情不自禁地歌颂他们的贫贱不移，洁身自守的高贵品质。显然，萨迪是把上层宗教人士和他们区别开来，而把他们作为下层人民加以歌颂的。这点，从萨迪对苏菲派的评价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谈到苏菲派特点时，他说：“过去他们衣冠散乱，内心清净，如今衣冠整齐，神不守舍”。“衣冠散乱，内心清净”正是苏菲派自诩的特点，反映了他们安贫乐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操守；而“衣冠整齐，神不守舍”则反映了苏菲派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一部分苏菲分子被统治阶级利用，变成了“正统的”苏菲派。所谓“衣冠整齐，神不守舍”正是萨迪对背弃了苏菲观点而变成封建统治阶级工具的苏菲分子的谴责。
  在这两部作品里，还有一些短小的章节是由警句格言所组成。作者或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述事物的客观规律，或者以比兴的手法描绘一定的自然或社会现象，其中寄托着自己的理想，表述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这些章节的确象作者所说的是“绚丽的五彩缤纷的长线穿着的箴言的明珠”。其中既闪烁着哲学家智慧的光辉，也显示出诗人的饱满的热情。如：“学者没有努力，如同情人没有金钱；旅人没有常识，如同飞鸟没有羽翼；理论家没有实践，如同树木没有果实；圣徒没有学问，如同房屋没有门户。”在《果园》第三章中，作者写了一段灯蛾和蜡烛的生动的对话。他借蜡烛的口表达一个人为自己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决心。在诗的开头灯蛾向蜡烛提出一个问题：
  我寻求爱情，飞身投火理所当然，
  你却为何心焦如焚双泪涟涟？
  蜡烛回答：
  “我可怜的伙伴，亲爱的朋友，
  这点滴消耗的是我生命的精华，
  待到精华消耗殆尽，
  我就象法尔哈德一样，献出自身。
  他倾诉着，而那痛苦的热泪，
  不住地顺着他双颊滴垂。
  呵！我的多嘴的朋友，你哪里配谈爱情，
  你没有耐心，也不愿牺牲，
  点点火星，你就远远避开，
  我却任它全身烧遍，直立不动。
  …………
  奋不顾身，就是要百折不回，
  一任如雨的炮石，漫天纷飞，
  我早劝你切莫冒然下海，
  要下海，就别怕投身于狂风暴雨。
  萨迪十分珍视自己的作品，这从他对自己作品的命名上也可看出。他希望《蔷薇园》的绿叶“不会被秋风的手夺去，它的新春的欢乐不会被时序的循环变为岁暮的残景”。应该说，他的这个愿望达到了。七百年来，他的作品超越了国界的限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传诵阅读，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但是，也应该指出，正象一切鲜花盛开的花园一样，他所钟爱的这两座园林里也难免生长着些许杂草。比如，作者在不少的章节里宣扬无原则的忍让，提倡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一方面，他宣扬真主主宰一切的宿命论，另一方面，又鼓吹事物发展中的偶然性，字里行间对富人颇为赞赏，对穷人则表示轻蔑。这些都是萨迪世界观消极面的反映。总的看来，萨迪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突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局限。
  萨迪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他对波斯语的运用和创造上。他的语言特点是明白晓畅，自然朴实。几百年来，他的许多名言一直为人交口传诵，变成了波斯语中的格言。萨迪的散文尾韵自然，对仗工整。他的诗用词平易，造句简单。特别是《蔷薇园》，由于诗文相间，文词优美，数百年来一直是学习波斯语的最理想的范本。
  除上述两部作品以外萨迪还写了许多短诗、颂诗、四行诗及抒情诗。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抒情诗，在抒情诗的创作上，萨迪是哈菲兹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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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中古印度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一般认为，印度的梵语古典文学在十世纪以后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接近人民生活的、用各种地方语言书写的文学。
  十世纪左右的印度社会，已经是封建社会的中期。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林立，未能形成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得以从西北边境连续不断地乘虚而入。当老的入侵者还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权时，新的入侵者又来了。这样持续了几百年。早期，外来的入侵曾遭到印度教封建王公们的抵抗，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当入侵的民族长期定居下来，其统治阶级又与印度统治阶级结合起来共同压迫人民时，民族矛盾就下降到次要地位，而阶级矛盾则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直到十六世纪初，出现了比较统一的莫卧儿王朝。不久，统一王朝的势力又渐削弱，各地封建主的地方势力相继崛起。后来，葡萄牙、英国殖民者相继侵入印度。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整个中世纪或中古、近古（到十九世纪中叶止）的这一段时期内，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虽然中期和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仅表现在农民、手工业者与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领主之间，而且反映在种姓制度和宗教制度上。种姓制度是印度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与印度教结合在一起，从来就起着加深和激化阶级矛盾的作用。另外，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也产生了矛盾。结果，印度教的低等种姓，不少加入了伊斯兰教。另外一方面，代表两种宗教的两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