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丁冬注意到在四床的首长，饭后习惯地在内走廊散步。
  丁冬生性话多，说道：“首长，天气这么好，您为什么不到外走廊散步呢？照照紫外线，有利于身体恢复呢。”四床首长微微地笑了一下，在丁冬面前停了下来：“小鬼，你值班啊！”
  “首长，您对午饭还满意吧？”丁冬真诚地问。
  “满意！满意！这儿的一切都不错。”那位首长忙不迭地点头，眼睛和头却时时向着黄克诚住的那个方向。
  “最里面那个病人，黄克诚，他。。他最近好吗？”首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丁冬不由得生出一种感觉，心想他和黄克诚之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首长，你们是不是以前认识？”
  “哦，认识，很久以前。。”四床首长避开护士丁冬的眼睛，向走廊的另一头望去。
  这天，警卫参谋刘长春搀扶着黄克诚在病房里来回走着。这是黄克诚每天下午要坚持的一个活动项目，医生交待他要加强腿部肌肉的锻炼。
  黄克诚对医生嘱咐执行得一丝不苟。每一步迈出去，都有固定的距离。
  他力争迈好每一步。
  这个时候，黄克诚喜欢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
  “黄老，住在四床的那位首长，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托我们向您问好。”
  刘参谋说道。
  “哦？！四床首长叫什么名字？”黄克诚听了之后，感到有点惊奇。
  刘参谋望着护士丁冬。于是，丁冬说出了四床首长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黄克诚的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
  “他总是念叨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不肯亲自来看您。”刘参谋继读说道。
  “你再见到他，就说我有时间去看他，多年不见了！”黄克诚微微一笑，显然想起了那个人。
  不久，刘参谋和护士向四床首长转告了黄克诚的话。老人端着一杯水，坐在沙发里，用心地听着。
  忽然，他那端茶杯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茶杯放在了身旁的小茶几上，茶水溅出了一些。看起来，四床首长有些激动。
  他用手扶着头，脸上的表情显示，他在回忆往事。他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喃喃地说：“老首长啊，老首长。。”
  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怎么能让黄老来看我呢？我应该立即去看他才是！”
  两人相见了。
  远远地，四床首长伸出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黄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还是黄克诚先开了口，让他坐下，关切地询问起他近些年来的情况。
  黄克诚端坐在轮椅上，瘦削的双臂支撑在扶手上，双手交织在胸前，微微地颤抖着，可是，脸上的表情宁静而安详。四床首长侧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面向黄克诚，很认真地回答着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们谈起了往事。
  渐渐地，随着话题的拓宽，两位老人之间出现了轻松和谐的气氛，笑意荡漾在两位老人的脸上。
  尤其是四床首长，原先存在于他脸上的恐慌、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被一种由衷的敬意所代替。
  四床首长和黄老道别后，慢慢地向外走。到了门口，他停下来。他再次回到黄老身边，握着黄老的手，连声说道：“谢谢您，黄老，谢谢！我会常来看您的。”
  黄克诚对他前来看望表示感谢。脸上流露出轻松的笑意。
  原来，庐山会议上，当时还年轻气盛的四床首长，对黄克诚说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很不负责的话。庐山会议后，处于逆境中的黄克诚，把一些同志对他的误解深深地埋在心底，只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这么些年来，四床首长一直怀着深深的愧疚，以至于他与黄克诚住在同一医院，同一楼，却没有勇气面对他。
  黄克诚以他那宽大的胸怀接纳了四床首长。
  事后，黄克诚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不说假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也不容易，过错不能算在一个人头上。”
  以后，黄克诚每谈起这些往事，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一笑了之：
  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成为过去！
  1977　年12　月，黄克诚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黄克诚不顾年迈体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非常关心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后的军队建设，多次找主持军队工作的同志谈话，建议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
  1978　年12　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　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黄克诚虽已八十高龄，又双目失明，仍竭尽全力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兢兢业业地工作。
  黄克诚一向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他对脱离群众、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各种错误倾向，疾恶如仇，并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黄克诚经常教育纪检系统的干部，要秉公执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不管他是谁，纪委都要去管，“天王老子也不放过。”
  他对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更是从严要求，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肯讲情面。
  1980　年，总参谋部一位首长，为了欢迎有关部队的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设宴，花掉四百元公款。
  黄克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责成军委纪委派人调查，严肃处理。
  问题查清后，有关同志向黄克诚汇报说，请客的那位总参首长是黄克诚的老部下，用公款请客吃饭的人到处都有，这次的事情并非多么严重，下不为例就是了。
  但是，黄克诚坚持原则，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仅要有关责任者作出深刻检查，而且要按照“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让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四百元钱付清饭费。
  这时，又有一个同志提出一个变通的处理办法，说饭费一定要付清，但不要由一个人出那么多钱，而由所有吃客饭的人共同分担。
  黄克诚毫不让步，坚持“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不能违背。他严肃地说：“当前我们党内所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有直接关系，这是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用公款请客吃饭，就是在吃老百姓的血汗，岂能容忍这种现象蔓延！不要把这类问题看作是小事一桩而轻易放过，否则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和国民党没有两样了。在端正党风的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是我的老部下，越要从严要求，不然怎能服众？”
  最后，请客饭的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了钱，作了深刻检查。黄克诚将此事予以通报，给全军高级干部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开始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有人回顾和总结历史，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他们不是出于公心，而是意气用事。
  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正常倾向。
  1980　年11　月。北京。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黄克诚正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要知道，这是黄克诚不顾年迈体弱，双目几乎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作报告。
  报告持续了长达四、五个小时。
  黄克诚针对党内和社会上一度出现的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评价，严肃批判了某些人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作法。
  会场上，回荡着黄克诚沙哑然而有力的湖南口音：
  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直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大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讲的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接着，黄克诚讲述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
  然后，他继续讲道：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奉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黄克诚指出：“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黄克诚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全场。接着说：
  我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贪多图快的错误。另一条是他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且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斗争，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有些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小平同志讲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么大的错误呢？！当然，毛主席是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如果?